西柏坡村定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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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情形，这使我们必须有无产阶级明确而周密的经济政策、经济计划与整套的经济组织去指导国民经济建设，绝不容许有任何的模糊和混乱。毛泽东修改后，刘少奇又进一步对提纲做了修改。
10月26日，毛泽东看了刘少奇的修改稿后，在写给他的批语中说：“修改得很好”，“‘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修改后的提纲，虽然当时只印发给东北局、华北局和部分领导同志征求意见，但毛泽东及刘少奇、张闻天的研究和探讨，为七届二中全会对新中国经济方面的决策做了理论上的准备。毛泽东在报告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构成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正是吸收了这些重要思想，做了更加完整、准确的阐述。
围绕会议的主要议题，全会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先后作了重要发言。
3月6日，朱德在会议讨论时发言，指出：过去从城市到农村，是个大转变。现在从农村转到城市，又是个大转变。我们的工作要适应这个大转变。今后我们进了城市，取得全国政权，就有了自己的国家，就要搞好国防。要实行征兵制，建立自己的海军、空军、炮兵、步兵等，建立和训练国防部队，敌人来了就得打。他还说，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要把这样的国家建设好，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的科学知识不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骄傲的人往往是幼稚的人。
12日，刘少奇在会上做了《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发言。他说，今后全党的工作重心是城市工作，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他还就城市的接管和依靠工人发展生产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接收城市的问题，现已大体解决”，但“接收后的城市管理问题，现尚未基本解决。二中全会后，大家应努力学习解决”。他说：“我们党过去同工人很有联系，但后来被迫转入乡村。国民党在工人中活动了这么多年，散布了影响，工人内部也复杂起来了；而我们与工人的联系减弱了，我们的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在内）对工人工作生疏了，对工人的面貌也不熟悉了。所以必须努力学习，时刻注意毛主席关于依靠工人的指示，加强工人工作，使工人成为完全可靠的。其主要办法有三：尽可能保障工人的生活水平勿使之过低；深入广泛地教育工人；组织工人。”
13日，周恩来在会上发言指出：3年多来，党中央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大家非常团结，取得很大成绩。我们党的发展，不是突然而来的，而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我们党内过去有错误，但我们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他说，现在我们正处于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走向完全打倒国民党的过渡时期，正在由分散到统一。这不是几个月而是要几年才能走完的。过渡时期是特点，我们要抓住这一特点，不然会犯错误。由于地区的不平衡，因而又产生了区域性的问题，分权的问题。中国不是联邦，但是带区域性的。这么大的中国，如果过分强调集中，会办不好事。所以在组织形式上不能一下子都集权，一定要授权地方，才能发挥积极性。但中央必须成为掌握政策的司令部，根据过渡时期的特点，统一的方针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上，有步骤有重点地走向统一。他还指出，现在是前方打仗前进，后方搞生产。后方生产，第一是要恢复，支援前方，争取全国胜利。今天还不是转入建设。周恩来在发言中还对金融、交通、工业、城市接收、兵工生产等各方面工作提出了系统的意见。
任弼时也在13日的会议上发了言。他说：“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提出了一个带历史性的问题，就是从现在起，我们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到城市。这次会议，要求全党在思想上认识由以乡村为重心转到以城市为重心的重要意义，没有城市或不能把城市搞好，我们是不可能获得最后胜利的。所谓以城市为重心，基本意思就是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包括轻工业、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并组织贸易；城市中的一切其他工作，如市政建设、民众运动、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党的建设等都应服从于工业的发展。”他指出：“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独立自主，这已经没有问题，但是还必须在经济上取得独立自主，才能算完全的独立自主。”
在全会讨论毛泽东报告的过程中，李富春、王首道、王稼祥、邓小平、彭德怀、张闻天等许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也先后发言。李富春、王首道、王稼祥着重讲了工业和城市工作问题。彭德怀在发言中认为，毛泽东的报告是发展胜利，争取新民主主义在全国胜利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指出了防止“左”右的倾向，尤其是这时提出不骄不躁，特别重要。他说，七大以来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这一时期党的领导艺术是很高的，值得学习。他总结了自己两年来在西北战场的领导工作和存在的问题，并提议今后应动员全党着重学习毛泽东的思想、著作，特别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战略思想，认为这是马列主义中最丰富的部分。
邓小平在发言中说，中央领导正确，领导方法很值得学习。中央领导既高度集中，又真正高度民主，好处是避免或减少犯错误。他还提出要加强中央机构的意见。张闻天的发言，着重谈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问题。他说，毛主席的报告很好，最重要的是他对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运用得好。
在会上，共有27位代表发了言，王明前后发了两次言。正因为代表们发言踊跃，因此会议不得不延期一天闭会。
七届二中全会3月13日结束，毛泽东向全会作了总结讲话。他总结了中共七大以来中央、地方和军队的工作及经验；阐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十二条等。他说，凡是自己没有弄清楚或自己不懂的都要先问下级。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请教，然后再下命令。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提法较好，应该这样提，而不应该像王明的提法，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我们不要忙于想宽了，要先把中国的事情做好。现在，应该在全国、全世界善于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政治经济学等等。不要把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关于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他说，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人类第一个最伟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德、意、日帝国主义是第二个最伟大的胜利，中国革命是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历史的次序也是如此。不能设想没有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关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他说，“毕其功于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这一点上说的，就是说，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但这只是可能，将来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至于说“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那是不能这样说的，王明这样说，那就错了。
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夺取全国的胜利的会议，为了把这次重要会议记录下来。会议还安排了晋察冀军区电影队的工作人员对会议进行了新闻记录。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的队长王洋派当时的工作人员苏河清和他的两个助手韩建文、韩德富一同从石家庄赶到西柏坡拍摄新闻电影片。苏河清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正在石家庄，要我和两位助手到西柏坡执行一次拍摄任务，当时只知道任务较重，根本不知道开的是那么高级的一次会议。接受任务后，我们就出发了。”那时电影队连马车也没有，就坐着驴车拉着三角架、手摇拍摄机，整整走了一天半时间才来到西柏坡，到西柏坡后他们才知道是为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服务。多少年后，故地重游，在七届二中全会会址门口，苏河清回忆当年拍摄的情景说：“当时，我们用着一台法国机子，是手摇式的。”他用手指着说，“机子就用三角架固定在这个位置，门口挂着一块白布，代表们从房子后边走过来时，工作人员掀开白布，代表们依次而入。那时还发生了一个小花絮。当贺龙同志走过来时，可能是只顾看摄像机，而忘记门在什么地方，走过门很远了才又返了回来。”在会址内，苏河清回忆说：“当时的会场没有这么整齐，场内没有这么多凳子、椅子，当时都是临时凑起来的，有小凳子、马扎、椅子，规格不一，没有座位签，谁先来谁就坐在主席台前边。毛主席在主席台上讲话，讲完了就坐在主席台右边。主席台上铺着一张虎皮，是林彪从东北带来的。拍摄会场是很困难的。那时不像现在一个人扛着现代化的机子，来回一转就能完事。当时为了拍摄会场下面的场景，我们费尽心思，最后想出一个办法来，在开会以前，我们从会场后门进去，藏在幕布后面，把三角架稳固好后，把幕布拉了个口子，把机头刚好从口子那儿探出去，来回摇着拍。当时屋里光线太暗，胶片感光太慢，便把速度由24改为16，借用西窗射过来的太阳光进行拍摄。所以资料片忽明忽暗，非常不清楚。”胶片在质量上的欠缺的确是一种遗憾，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记录历史本身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胶片的质量，实际上，不管胶片质量如何，这段影像资料已经成为极为珍贵的历史见证，让我们后来的人们能够有幸目睹那个辉煌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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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情形，这使我们必须有无产阶级明确而周密的经济政策、经济计划与整套的经济组织去指导国民经济建设，绝不容许有任何的模糊和混乱。毛泽东修改后，刘少奇又进一步对提纲做了修改。
10月26日，毛泽东看了刘少奇的修改稿后，在写给他的批语中说：“修改得很好”，“‘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修改后的提纲，虽然当时只印发给东北局、华北局和部分领导同志征求意见，但毛泽东及刘少奇、张闻天的研究和探讨，为七届二中全会对新中国经济方面的决策做了理论上的准备。毛泽东在报告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构成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正是吸收了这些重要思想，做了更加完整、准确的阐述。
围绕会议的主要议题，全会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先后作了重要发言。
3月6日，朱德在会议讨论时发言，指出：过去从城市到农村，是个大转变。现在从农村转到城市，又是个大转变。我们的工作要适应这个大转变。今后我们进了城市，取得全国政权，就有了自己的国家，就要搞好国防。要实行征兵制，建立自己的海军、空军、炮兵、步兵等，建立和训练国防部队，敌人来了就得打。他还说，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要把这样的国家建设好，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的科学知识不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骄傲的人往往是幼稚的人。
12日，刘少奇在会上做了《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发言。他说，今后全党的工作重心是城市工作，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他还就城市的接管和依靠工人发展生产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接收城市的问题，现已大体解决”，但“接收后的城市管理问题，现尚未基本解决。二中全会后，大家应努力学习解决”。他说：“我们党过去同工人很有联系，但后来被迫转入乡村。国民党在工人中活动了这么多年，散布了影响，工人内部也复杂起来了；而我们与工人的联系减弱了，我们的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在内）对工人工作生疏了，对工人的面貌也不熟悉了。所以必须努力学习，时刻注意毛主席关于依靠工人的指示，加强工人工作，使工人成为完全可靠的。其主要办法有三：尽可能保障工人的生活水平勿使之过低；深入广泛地教育工人；组织工人。”
13日，周恩来在会上发言指出：3年多来，党中央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大家非常团结，取得很大成绩。我们党的发展，不是突然而来的，而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我们党内过去有错误，但我们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他说，现在我们正处于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走向完全打倒国民党的过渡时期，正在由分散到统一。这不是几个月而是要几年才能走完的。过渡时期是特点，我们要抓住这一特点，不然会犯错误。由于地区的不平衡，因而又产生了区域性的问题，分权的问题。中国不是联邦，但是带区域性的。这么大的中国，如果过分强调集中，会办不好事。所以在组织形式上不能一下子都集权，一定要授权地方，才能发挥积极性。但中央必须成为掌握政策的司令部，根据过渡时期的特点，统一的方针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上，有步骤有重点地走向统一。他还指出，现在是前方打仗前进，后方搞生产。后方生产，第一是要恢复，支援前方，争取全国胜利。今天还不是转入建设。周恩来在发言中还对金融、交通、工业、城市接收、兵工生产等各方面工作提出了系统的意见。
任弼时也在13日的会议上发了言。他说：“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提出了一个带历史性的问题，就是从现在起，我们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到城市。这次会议，要求全党在思想上认识由以乡村为重心转到以城市为重心的重要意义，没有城市或不能把城市搞好，我们是不可能获得最后胜利的。所谓以城市为重心，基本意思就是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包括轻工业、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并组织贸易；城市中的一切其他工作，如市政建设、民众运动、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党的建设等都应服从于工业的发展。”他指出：“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独立自主，这已经没有问题，但是还必须在经济上取得独立自主，才能算完全的独立自主。”
在全会讨论毛泽东报告的过程中，李富春、王首道、王稼祥、邓小平、彭德怀、张闻天等许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也先后发言。李富春、王首道、王稼祥着重讲了工业和城市工作问题。彭德怀在发言中认为，毛泽东的报告是发展胜利，争取新民主主义在全国胜利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指出了防止“左”右的倾向，尤其是这时提出不骄不躁，特别重要。他说，七大以来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这一时期党的领导艺术是很高的，值得学习。他总结了自己两年来在西北战场的领导工作和存在的问题，并提议今后应动员全党着重学习毛泽东的思想、著作，特别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战略思想，认为这是马列主义中最丰富的部分。
邓小平在发言中说，中央领导正确，领导方法很值得学习。中央领导既高度集中，又真正高度民主，好处是避免或减少犯错误。他还提出要加强中央机构的意见。张闻天的发言，着重谈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问题。他说，毛主席的报告很好，最重要的是他对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运用得好。
在会上，共有27位代表发了言，王明前后发了两次言。正因为代表们发言踊跃，因此会议不得不延期一天闭会。
七届二中全会3月13日结束，毛泽东向全会作了总结讲话。他总结了中共七大以来中央、地方和军队的工作及经验；阐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十二条等。他说，凡是自己没有弄清楚或自己不懂的都要先问下级。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请教，然后再下命令。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提法较好，应该这样提，而不应该像王明的提法，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我们不要忙于想宽了，要先把中国的事情做好。现在，应该在全国、全世界善于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政治经济学等等。不要把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关于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他说，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人类第一个最伟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德、意、日帝国主义是第二个最伟大的胜利，中国革命是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历史的次序也是如此。不能设想没有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关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他说，“毕其功于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这一点上说的，就是说，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但这只是可能，将来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至于说“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那是不能这样说的，王明这样说，那就错了。
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夺取全国的胜利的会议，为了把这次重要会议记录下来。会议还安排了晋察冀军区电影队的工作人员对会议进行了新闻记录。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的队长王洋派当时的工作人员苏河清和他的两个助手韩建文、韩德富一同从石家庄赶到西柏坡拍摄新闻电影片。苏河清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正在石家庄，要我和两位助手到西柏坡执行一次拍摄任务，当时只知道任务较重，根本不知道开的是那么高级的一次会议。接受任务后，我们就出发了。”那时电影队连马车也没有，就坐着驴车拉着三角架、手摇拍摄机，整整走了一天半时间才来到西柏坡，到西柏坡后他们才知道是为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服务。多少年后，故地重游，在七届二中全会会址门口，苏河清回忆当年拍摄的情景说：“当时，我们用着一台法国机子，是手摇式的。”他用手指着说，“机子就用三角架固定在这个位置，门口挂着一块白布，代表们从房子后边走过来时，工作人员掀开白布，代表们依次而入。那时还发生了一个小花絮。当贺龙同志走过来时，可能是只顾看摄像机，而忘记门在什么地方，走过门很远了才又返了回来。”在会址内，苏河清回忆说：“当时的会场没有这么整齐，场内没有这么多凳子、椅子，当时都是临时凑起来的，有小凳子、马扎、椅子，规格不一，没有座位签，谁先来谁就坐在主席台前边。毛主席在主席台上讲话，讲完了就坐在主席台右边。主席台上铺着一张虎皮，是林彪从东北带来的。拍摄会场是很困难的。那时不像现在一个人扛着现代化的机子，来回一转就能完事。当时为了拍摄会场下面的场景，我们费尽心思，最后想出一个办法来，在开会以前，我们从会场后门进去，藏在幕布后面，把三角架稳固好后，把幕布拉了个口子，把机头刚好从口子那儿探出去，来回摇着拍。当时屋里光线太暗，胶片感光太慢，便把速度由24改为16，借用西窗射过来的太阳光进行拍摄。所以资料片忽明忽暗，非常不清楚。”胶片在质量上的欠缺的确是一种遗憾，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记录历史本身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胶片的质量，实际上，不管胶片质量如何，这段影像资料已经成为极为珍贵的历史见证，让我们后来的人们能够有幸目睹那个辉煌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