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有限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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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鹅赛大象’，谁有异议就杀谁，科道官也没甚么法子对付朕啊？”
“那同样道理，李材奏呈这番薯在云南地界播种，一亩可收数十石，倘或朕为了将番薯推广到河南，偏要地方官奉承这番薯可以在北方亩产万斤，那科道官又能拿朕怎么办呢？”
孙暹越听越不对劲，只得又跪下道，
“皇爷绝不是此等昏聩庸主。”
朱翊钧侧头看去，只见李氏憋笑憋得两肩颤抖，这才将话题重新转了回来，
“朕自然不昏聩，可是这藩王宗室皆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人，而河南现在是甚么情况呢，八个府加上一个直隶州，算上潞王就藩，它一个省就要供养七个亲王，上百个郡王和不计其数的宗室子孙的俸禄发放。”
“这河南一省的禄米之输，供养诸藩尚且不足，倘或一遭了灾，朝廷还得从财政里腾挪出钱粮去赈济，又哪里有能力给朝廷交税呢？”
“朕记得前些年意欲推行水田时户部有论，北方各省大部分种植的是麦、黍、粟、高粱、豆类等旱作农物，其中，上上田亩产可超过一石，上地是一石左右，中地亩产六斗到八斗，下地亩产三斗到四斗。”
“在这些田地中，上上地约占一成，平均亩产可以一石三斗计，上地占三成，出粮可以一石计，中地占四成，出粮以七斗计，下地占两成，出粮可以三斗计，如此合计田地，我朝北方各省平均亩产为七斗有余，而南方各省的平均亩产是二石七斗有余，相当于北方亩产的近四倍。”
“因此朕见了李材这奏疏，就总怕过犹不及，倘或河南推广种植番薯，虽然能在一省财政上解燃眉之急，但是河南需要供养的藩王、欠朝廷的赋税太多，若是地方官为政绩剥下奉上，见百姓稍有宽裕就加倍、乃至数倍地横征暴敛，那朕又该为之奈何？”
“再说这藩王庄田，虽说是皇家赐予宗室的，但是自成化六年伊始，皆转为地方有司代管，从播种到征收，都由地方官管理，即使朕要潞王从旁监督，潞王也会刻意避嫌。”
“所以朕心里就总存着这一种忧虑，朕知道这番薯是能缓解饥荒的绝佳上物，却怕朕一旦下旨极力推广种植，倒反而给河南百姓带去了灾难，要是地方官为了奉承朕，一直报喜不报忧，朕又笃信番薯高产，不愿采纳言官谏言，那河南百姓岂非反受其害？”
朝廷用财政倒贴北方各省的情况当然不能再任由它发展下去了，朱翊钧在这一点上决心很足，即使将来要让藩王宗室自力更生，那番薯也是要推广种植下去的，否则北方一闹灾就要朝廷拨款救济，不赈灾就出一个李自成，那朝廷又哪里来的余钱发展海贸和整顿军备呢？
但是拥有现代历史视野的朱翊钧又对农业方面带有一点儿天然的阴影。
按照明朝所存录的文献，以及后世的农业研究来看，从理论上来说，红薯的亩产应该是一般谷类农作物的近二十倍。
可这也是“理论上”而言。
朱翊钧对这个“理论值”总是存着忌惮，毕竟某位从美国毅然归国的爱国科学家能用公式推导出理论极值上的亩产万斤，那么理想和实践之间定然存在着偏差。
何况晚明一没有工业化肥，二没有机械化耕种，再加上糟糕的气候原因，在北方推广番薯，必须使用徐光启后来研究出的“传卵”和“传藤”的方法，那实施起来定然达不到现代的理想产量。
这种结果虽然可以预见，但对朱翊钧这个皇帝来说终究比较痛苦。
他知道他一旦将李材的奏疏抄发下去，那将来对河南百姓收税的时候，一定会以这个亩产数十石作为标准来征赋，若是实际亩产达不到这个数字，这个番薯推广对北方的实际民生就会起反作用。
而朝廷中会不会有反对者呢？
那不用说，一定有。
倘或番薯推广出现了反作用，朝中北方出身的官员一定会以此为借口，像他们当年反对徐贞明开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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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鹅赛大象’，谁有异议就杀谁，科道官也没甚么法子对付朕啊？”
“那同样道理，李材奏呈这番薯在云南地界播种，一亩可收数十石，倘或朕为了将番薯推广到河南，偏要地方官奉承这番薯可以在北方亩产万斤，那科道官又能拿朕怎么办呢？”
孙暹越听越不对劲，只得又跪下道，
“皇爷绝不是此等昏聩庸主。”
朱翊钧侧头看去，只见李氏憋笑憋得两肩颤抖，这才将话题重新转了回来，
“朕自然不昏聩，可是这藩王宗室皆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人，而河南现在是甚么情况呢，八个府加上一个直隶州，算上潞王就藩，它一个省就要供养七个亲王，上百个郡王和不计其数的宗室子孙的俸禄发放。”
“这河南一省的禄米之输，供养诸藩尚且不足，倘或一遭了灾，朝廷还得从财政里腾挪出钱粮去赈济，又哪里有能力给朝廷交税呢？”
“朕记得前些年意欲推行水田时户部有论，北方各省大部分种植的是麦、黍、粟、高粱、豆类等旱作农物，其中，上上田亩产可超过一石，上地是一石左右，中地亩产六斗到八斗，下地亩产三斗到四斗。”
“在这些田地中，上上地约占一成，平均亩产可以一石三斗计，上地占三成，出粮可以一石计，中地占四成，出粮以七斗计，下地占两成，出粮可以三斗计，如此合计田地，我朝北方各省平均亩产为七斗有余，而南方各省的平均亩产是二石七斗有余，相当于北方亩产的近四倍。”
“因此朕见了李材这奏疏，就总怕过犹不及，倘或河南推广种植番薯，虽然能在一省财政上解燃眉之急，但是河南需要供养的藩王、欠朝廷的赋税太多，若是地方官为政绩剥下奉上，见百姓稍有宽裕就加倍、乃至数倍地横征暴敛，那朕又该为之奈何？”
“再说这藩王庄田，虽说是皇家赐予宗室的，但是自成化六年伊始，皆转为地方有司代管，从播种到征收，都由地方官管理，即使朕要潞王从旁监督，潞王也会刻意避嫌。”
“所以朕心里就总存着这一种忧虑，朕知道这番薯是能缓解饥荒的绝佳上物，却怕朕一旦下旨极力推广种植，倒反而给河南百姓带去了灾难，要是地方官为了奉承朕，一直报喜不报忧，朕又笃信番薯高产，不愿采纳言官谏言，那河南百姓岂非反受其害？”
朝廷用财政倒贴北方各省的情况当然不能再任由它发展下去了，朱翊钧在这一点上决心很足，即使将来要让藩王宗室自力更生，那番薯也是要推广种植下去的，否则北方一闹灾就要朝廷拨款救济，不赈灾就出一个李自成，那朝廷又哪里来的余钱发展海贸和整顿军备呢？
但是拥有现代历史视野的朱翊钧又对农业方面带有一点儿天然的阴影。
按照明朝所存录的文献，以及后世的农业研究来看，从理论上来说，红薯的亩产应该是一般谷类农作物的近二十倍。
可这也是“理论上”而言。
朱翊钧对这个“理论值”总是存着忌惮，毕竟某位从美国毅然归国的爱国科学家能用公式推导出理论极值上的亩产万斤，那么理想和实践之间定然存在着偏差。
何况晚明一没有工业化肥，二没有机械化耕种，再加上糟糕的气候原因，在北方推广番薯，必须使用徐光启后来研究出的“传卵”和“传藤”的方法，那实施起来定然达不到现代的理想产量。
这种结果虽然可以预见，但对朱翊钧这个皇帝来说终究比较痛苦。
他知道他一旦将李材的奏疏抄发下去，那将来对河南百姓收税的时候，一定会以这个亩产数十石作为标准来征赋，若是实际亩产达不到这个数字，这个番薯推广对北方的实际民生就会起反作用。
而朝廷中会不会有反对者呢？
那不用说，一定有。
倘或番薯推广出现了反作用，朝中北方出身的官员一定会以此为借口，像他们当年反对徐贞明开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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