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中国梦与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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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村中转移出来的，大规模从中高等学校毕业的需要就业的劳动力人口相比，极不适应。以至造成了今天我们实际失业问题非常严峻的局面。中国30年发展道路与东亚其他国家发展道路的比较，小企业发展缓慢，以及与之相关的服务业的发展不足，是非常大的失误和偏差。（4）在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同时，没有设计和建立“预算—编制”联动体制，没能从制度上控制住需要供养的党务行政事业机构和人员规模的扩张，没有将党务行政事业的收钱和花钱管住。其结果是，政府财政实际全部收入占GDP的34%左右，高出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应占GDP比例上限约9个百分点；党政以及行政性事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44%左右，比发展中国家行政公务支出最高限19%，竟然高出25个百分点；税收痛苦指数排在全球第二位，企业的税费负担很重。关键是，这样沉重的税费，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创业、投资、经营，特别是严重抑制了小企业的发展，以至于就业容量难以有效地扩大，实际失业率很高，中等收入的人群相对较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较多，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两极分化很难加以控制。而未来，农民工中的“80后”、“90后”，特别是以后的“21世纪后”，再回农村种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将会在城镇中形成大规模的无业并居无定所的漂移人口，对社会稳定方面造成非常危险的隐患。
不难看出，未来我们需要对发展方式，也即中国过去的发展道路进行重大的调整，选择较为科学的发展道路，并且坚决推进重大的比如财税体制的改革，才能在2040年，特别是本世纪中叶时，建成一个资源节约、社会安定、国强民富，并具有全球竞争力和生态环境良好的现代化国家。
学界在总结中国模式，或者中国道路时，有各种各样的论述。实际上，30年前就在发展经济学的意义上规划一条较为科学的“中国道路”，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目前学界总结的中国模式，只是因为它获得了高速的增长，也不过是中国在前30年发展过程中正确的选择方面。实际上，社会随着技术进步、人口流动、教育进展、文化交流，不断发生变化；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人们的需要也不同。因此，新的社会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日新月异，新问题层出不穷。人们在发展道路的认识和调整方面，也是无穷尽的。然而，一些要害的问题认清后，人们可以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未来较长时期的发展道路进行大体的设计和规划。
三、十字路口的深度调整
我们到了一个发展道路的十字路口。十字路口，就是运动物处在要选择方向的路口中间，或者向东，或者向西，或者向北，或者向南。什么叫现代化道路的十字路口？就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在它现代化进程一些关键的时刻，在发展模式、体制机制、制度模式等方面，可能有数个选择的方向，对于它来说，关键在于，是不是意料到需要进行方向性的调整？往哪个方向进行调整？如何实现方向性的调整？这将深刻影响我们的中国梦，关系到我们的中国梦能否实现。
如果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中间选择不当，就会跌入发展模式的陷阱。学者们大量地讨论了发展的“拉美陷阱”。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其发展的“陷阱”，就是因发展道路的选择不当，跌入长期的经济低速增长、社会动荡、秩序混乱、人民困苦、国家陷入矛盾重重之中。那么，如果现代化道路选择不当，未来是不是有一个发展的“中国陷阱”呢？我认为，可能是有的。那么，发展的“中国陷阱”是什么样呢？与“拉美陷阱”不同和相同的：一是如果继续偏重工业发展，偏重大企业、大资本、大项目对增长的推动，忽视服务业的发展，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剩余劳动力规模很大，将会形成比拉美更加严重的失业率高企和社会剧烈动荡的局面；二是如果城市化进程继续滞后，如果农村人口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慢，而农业生产增加值占GDP比率下降速度过快，再加上资本分配能力较强的大工业和大企业发展过多，而能增加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的小企业发展不足，加上不开征财产税，则基尼系数会上升到与拉美一样的水平，甚至最终会超过拉美，分配不公将引起社会的极不稳定；三是如果目前的房地产局面得不到改善，与拉美不一样的是，由于居住成本太高，农民进得来，但留不下，向城市转移的农民，青年时到城市工作，居住条件很差，人口在城乡之间剧烈流动，中老年时失去工作能力回农村，农村老龄化将快于城市；四是中国与拉美不一样的，中国国土面积较大，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在平衡地区发展差距方面没有有效的办法，地区发展差距继续拉大，则地区和民族矛盾冲突会激化和加深；五是与其他跌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一样，经济发展方面，可能发生中断，或者大起大落，陷入长期的低速度增长，甚至停滞，人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财政金融体系方面，可能负债很高，赤字高企，形成房地产泡沫，潜伏很高的金融风险，发生金融动荡和金融体系的崩溃。
我们需要对中国现行发展道路和模式进行识别和诊断。道路，或者模式识别，是对不同途径，或者不同模式，从发展角度讲，就是对发展格局组合，发展道路等，进行比较和归类。比如，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发展道路就是在城市化、工业化、产业升级、对外开放等前面所述的几个方面，既有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之处，也有中国自己的特点。中国必定走自己的道路，需要借鉴他国的道路。但是，有时候以为是中国特色的，或者是别国已经走过的道路，并不一定是正确的，或者是最优的。这就需要对发展模式进行诊断，看发展的格局组合是不是合适，发展的道路有无偏差，是不是最优的。以此为据进行校正。我在《中国向何处去》一书中，就中国发展模式，既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组合、资源配置体系的转型、产权制度的改革、对外开放等方面分析了1978年到2008年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来源，也从城市化进程和道路、土地和房屋制度、就业与中小企业、供养规模与税费负担等方面进行了讨论，诊断其可能会导致就业、住房、收入分配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和后果。认为，目前发展的中国道路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之中，需要调整。
那么，怎么调整呢？调整发展模式重要的是，进行发展格局组合和发展道路方面的思路考虑和战略设计。模式调整，也就是在模式识别、模式对比和模式诊断的基础上，发展格局组合和发展道路的调整，首先，需要有个调整的大的思路。思路是根据诊断而来的，要科学和清晰。因此，对发展模式最重大问题的深层次分析，最为重要。分析不透，甚至分析错误，思路就会发生问题，发展模式的调整，就可能会发生方向性的错误。比如，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种思路是对农村、农业加大投入，忽视城市化的推进，就农村和农业本身为重点来解决问题；另一种思路是推进城镇化，通过转移过剩农业劳动力和人口，从而一方面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一方面减少农村剩余人口，让他们转移到其他产业中去。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路。从世界各国一、二、三产业变动的规律来看，农业生产增加值占GDP的比率是不断下降的，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特别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率是不断上升的。这是一个人们无法抗拒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因此，从人口和劳动力的结构看，也需要不断地向城市转移，在工业，特别是在服务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比例要不断地上升，以适应这样的客观规律。如果我们在思路上只注重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而不注意转移农村和农业中的人口和劳动力，如前所述，就会发生生产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
科学的思路确定之后，就需要根据思路，制定综合性的发展战略，包括发展道路调整的战略。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时候，发扬民主，会得到科学的结论、战略和政策；有时候，发扬民主并不一定就会得到科学的结论，可能会选择不科学的发展模式。比如，在印度，当政者、学者，甚至普通群众，都知道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对处理印度人口、资源、生态和环境等方面的关系大有益处，但是，因为文化传统和民主体制而实行不了。再比如，拉美的福利早熟导致金融危机，但是，在民主选举制度下，候选人一味地承诺，用来拉选票，明知过度地搞福利是不科学的，但也得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因此，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或者实际进程中，民主并不一定导致科学的结论或者结果。但是，政治体制集中时，如果决策不科学，或者决策带有某种不合理的利益倾向，也会发生重大的方向、道路、战略和政策问题。
道路选择及调整，最终要落实到战略上来。比如，要选择城市化的道路，制定推进城市化的战略。（1）一个国家总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及其发展模式的调整，应当是整体的，应当是综合性的。模式选择也好，模式调整也好，整体上应当选择包括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对外关系、农业现代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并以此制定诸方面的发展战略。一个国家科学和可行的发展模式，或者模式调整确定后，先是将其落实为总体战略和协调的分战略，也就是说要根据所选的发展模式制定发展战略。（2）需要指出的是，道路调整，发展战略的综合性是非常重要的。综合性，就是不同方面的发展方向、发展道路、发展战略，需要相互衔接，互相协调和配套。许多国家发展模式的问题，往往出在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矛盾、相互错位上。（3）需要提醒的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常常发生这样的问题，即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与每个阶段和第一年的发展战略、规划和计划相脱节。实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包括对发展模式进行重大调整，需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发展战略和规划去落实；一个阶段中，需要一年一个计划地去落实阶段的发展战略和规划。
道路确定，包括道路调整，在制定战略，有规划和计划后，很重要的是需要有相关实施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并且，要有组织执行。因此，执行组织、计划、措施、检查、评价反馈、再调整等，必须有后续的程序，执政党、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党政需要有执行力。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缺陷在于，可能他们也知道某种道路是正确的，或者制定了模式调整的构想和战略，但是没有执行力，落实不了所选择和所调整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落实不了发展模式的调整。从中国来看，比如，我们看到建设创新型国家，鼓励自主创新，提高中国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国际竞争力，是中国发展道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整个国家，在落实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方面，可能还存在着体制机制和政策不到位的问题。这就是人们说的“说的多、说的好，但做得少，实现得少”现象。也就是说，执行力不到位。
总之，我们需要对我们正在运行的发展模式，我们正在走的发展道路，进行评估、比较、识别、论断和调整。而未来30年中国发展模式，即各方面发展组合的格局，发展的道路，要进行深度调整。首先，需要总体的思路和战略设计；其次，需要制定总体的发展战略、各方面协同配套的分战略、各阶段的发展战略，以及年度实施计划；而且，还需要有实施模式调整、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和计划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这是一个有机联系的体系，缺一不可；否则，要么发展模式不清晰，要么确定模式调整、战略、规划、计划后，落实不了，即执行力太弱。
四、中国道路路线图
将视角从历史投向未来，中国未来将如何前进，中国道路将如何展开，中国梦将如何实现？中国未来道路，概述来讲，需要从发展、资源生态环境、民生和改革等四个领域去考虑。包括关键点、逻辑链线，以及时间进程表。
（一）发展道路路线图
中国发展道路路线图为：农业现代化—城市化—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小企业的发展—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和加速第二次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之间互为因果，只有城市吸收剩余的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将农村人口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才能真正给农业现代化提供规模生产条件；而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给城市和城市中的产业发展提供相对便宜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获得的利润再积累，形成源源不断吸收农业劳动力进入城市的产业空间。城市化的推进，给工业发展提供了聚集经济、规模经济、分工协作、降低交易成本等条件，而人口的聚集，也给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消费的规模经济条件，使国民财富和就业结构中农业增加值和劳动力的比率日趋下降，工业增加值和劳动力的比例先升后稳定，而服务业增加值一直上升，最后稳定到75%—80%左右。产业结构的升级，特别是工业内部的结构升级，离不开技术进步，实践证明：除了大企业外，小企业是技术创新的活力所在。重要性的是，中国需要选择赶超型的科学技术进步战略，以增强中国产业和经济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竞争力。而小企业的关键性在于，它大量地存在于服务业和轻加工工业之中，成为吸收劳动力和城市新增劳动力就业的最大领域，将劳动力资源通过产业和企业形式转化为财富。
在中国发展路线中，由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滞后于发展水平，加速推进城市化，是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中最为重要，最为核心的任务。而且在城市化过程中促进小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大量小企业存在的服务业的发展，是加速推进城市化，以及工业资本有机提高后，吸收和平衡劳动力就业的关键。城市化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小企业决定中国未来的民生和稳定。
（二）资源生态环境道路路线图
中国资源生态环境道路路线图为：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的发展方式—节俭、低碳和宜居舒适的生活消费方式—节约和保护资源生态环境的技术进步—形成生态良好、环境清洁和资源可永续利用的社会。生产是消费的基础，但是，消费反作用于生产方式。因此，在这个路线中，形成节俭并舒适的消费方式，是处理中国人口众多和资源环境稀缺矛盾的关键。
怎样理解节俭并舒适的消费方式？在饮食结构上，要继承中华民族以素食为主的优良传统，并力求营养平衡。在居住结构上，要节约土地，并节能环保和保温隔热。在出行方式上，要以节能节地减排的公共交通为主。在行政和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都要形成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的公务消费方式。用这种节俭、低碳、宜居消费方式形成的需求，来引导经济结构和生产、交换、消费方式的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一个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社会。当然，需要提出的是，克服资源环境瓶颈的技术进步因素也非常重要。
（三）民生道路路线图
从我们的宗旨来看，我们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而是为了民生而发展。因此，在“十二五”、未来十年，乃至未来三十年中，中国道路选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民生的考虑。中国民生道路的路线图为：鼓励人们创业—充分就业—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有自己的住房—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和财富分布较为公正—形成既有创业活力，又能体面、安全生活的社会。
这个路线图中的关键有两个方面：一是民生首要途径是，鼓励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把就业作为民生和富民的根本和基础。一个不鼓励创业、不重视就业的社会，政府不可能将大多数人的生活和富裕包下来，特别是在13亿到15亿多人的中国，必然会形成大多数人民群众贫穷的状况，结果也可能将是一个收入分配和财富公布差距非常大的社会。二是在民生道路中，市场和政府起什么样的作用？哪些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由政府包下来，社会保障体系怎样建设，特别是政府能包得起未来近8亿人的住房需求吗？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是，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进而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要未雨绸缪，防止我们未来的社会失去创业和工作的活力，防止我们的社会背上沉重的债务，防止我们的社会跌入过去拉美和现在欧洲发生的福利陷阱。
（四）改革道路路线图
中国未来改革的路线图为：突出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重点，协同理顺资源价格体系，改革和创新土地制度，打破金融体制的垄断，进一步深化国有经济改革。从改革的实践看，在时间进程上，单项改革推进，往往由于其他改革的不配套而以失败告终。因此，无法确定这几项改革哪个在前面，哪个在后面，只能是突出重点，综合考虑，配套改革，协同推进。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之所以特别重要，一是容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个体、微型和小企业能不能有个宽松的环境，与政府收费和税收结构的改革、调整、减轻其税费负担关系密切。二是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是中央与地方事权清晰划分，并且地方政府行为合理化的基础。三是许多改革是联动的，如国有企业改革与财政预算体制改革联动，土地制度改革与税收体制改革联动，党政公务机构和人员及其支出的控制等改革与财政预算体制改革联动。四是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特别是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民主化，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有许多改革都与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相关联。
曾经有这样的教训，一个专业部门制定的改革方案非常理想，非常周密，但是，在实践中却行不通。为什么？原因在于体制和事物在横向之间、上下之间、前后之间，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内在联系，不把一个部门的改革，与其他有关方面有什么样联系，会引起什么样的变数等搞清楚，在实践中就会顾此失彼。因此，一个国家的改革往往需要综合设计，配套改革、协调推进，才能成功。
当然，各领域之间的统筹兼顾是关键点。比如，城市化过程中，要使进入城市的人口购买得起住房，需要让农村的资产流通变现，需要鼓励创业和就业，需要收入的增长快于房价的增长，其中民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促进小企业发展等之间是需要有效统筹兼顾。再比如，要建设一个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首先需要资源型产品价格体系的改革，还需要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并且也离不开新能源、材料等技术的进步。还有，小企业的发展，从融资方面需要对垄断的金融及其监管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则，根本就无法打破抑制容纳大量劳动力小企业发展的融资瓶颈，等等。因此，发展是为了民生，民生离不开发展。发展方式的转变，结构的调整，创业活跃，小企业变多，技术进步，都离不开改革。生活方式合理化，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又离不开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也离不开价格和税收体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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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村中转移出来的，大规模从中高等学校毕业的需要就业的劳动力人口相比，极不适应。以至造成了今天我们实际失业问题非常严峻的局面。中国30年发展道路与东亚其他国家发展道路的比较，小企业发展缓慢，以及与之相关的服务业的发展不足，是非常大的失误和偏差。（4）在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同时，没有设计和建立“预算—编制”联动体制，没能从制度上控制住需要供养的党务行政事业机构和人员规模的扩张，没有将党务行政事业的收钱和花钱管住。其结果是，政府财政实际全部收入占GDP的34%左右，高出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应占GDP比例上限约9个百分点；党政以及行政性事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44%左右，比发展中国家行政公务支出最高限19%，竟然高出25个百分点；税收痛苦指数排在全球第二位，企业的税费负担很重。关键是，这样沉重的税费，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创业、投资、经营，特别是严重抑制了小企业的发展，以至于就业容量难以有效地扩大，实际失业率很高，中等收入的人群相对较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较多，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两极分化很难加以控制。而未来，农民工中的“80后”、“90后”，特别是以后的“21世纪后”，再回农村种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将会在城镇中形成大规模的无业并居无定所的漂移人口，对社会稳定方面造成非常危险的隐患。
不难看出，未来我们需要对发展方式，也即中国过去的发展道路进行重大的调整，选择较为科学的发展道路，并且坚决推进重大的比如财税体制的改革，才能在2040年，特别是本世纪中叶时，建成一个资源节约、社会安定、国强民富，并具有全球竞争力和生态环境良好的现代化国家。
学界在总结中国模式，或者中国道路时，有各种各样的论述。实际上，30年前就在发展经济学的意义上规划一条较为科学的“中国道路”，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目前学界总结的中国模式，只是因为它获得了高速的增长，也不过是中国在前30年发展过程中正确的选择方面。实际上，社会随着技术进步、人口流动、教育进展、文化交流，不断发生变化；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人们的需要也不同。因此，新的社会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日新月异，新问题层出不穷。人们在发展道路的认识和调整方面，也是无穷尽的。然而，一些要害的问题认清后，人们可以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未来较长时期的发展道路进行大体的设计和规划。
三、十字路口的深度调整
我们到了一个发展道路的十字路口。十字路口，就是运动物处在要选择方向的路口中间，或者向东，或者向西，或者向北，或者向南。什么叫现代化道路的十字路口？就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在它现代化进程一些关键的时刻，在发展模式、体制机制、制度模式等方面，可能有数个选择的方向，对于它来说，关键在于，是不是意料到需要进行方向性的调整？往哪个方向进行调整？如何实现方向性的调整？这将深刻影响我们的中国梦，关系到我们的中国梦能否实现。
如果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中间选择不当，就会跌入发展模式的陷阱。学者们大量地讨论了发展的“拉美陷阱”。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其发展的“陷阱”，就是因发展道路的选择不当，跌入长期的经济低速增长、社会动荡、秩序混乱、人民困苦、国家陷入矛盾重重之中。那么，如果现代化道路选择不当，未来是不是有一个发展的“中国陷阱”呢？我认为，可能是有的。那么，发展的“中国陷阱”是什么样呢？与“拉美陷阱”不同和相同的：一是如果继续偏重工业发展，偏重大企业、大资本、大项目对增长的推动，忽视服务业的发展，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剩余劳动力规模很大，将会形成比拉美更加严重的失业率高企和社会剧烈动荡的局面；二是如果城市化进程继续滞后，如果农村人口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慢，而农业生产增加值占GDP比率下降速度过快，再加上资本分配能力较强的大工业和大企业发展过多，而能增加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的小企业发展不足，加上不开征财产税，则基尼系数会上升到与拉美一样的水平，甚至最终会超过拉美，分配不公将引起社会的极不稳定；三是如果目前的房地产局面得不到改善，与拉美不一样的是，由于居住成本太高，农民进得来，但留不下，向城市转移的农民，青年时到城市工作，居住条件很差，人口在城乡之间剧烈流动，中老年时失去工作能力回农村，农村老龄化将快于城市；四是中国与拉美不一样的，中国国土面积较大，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在平衡地区发展差距方面没有有效的办法，地区发展差距继续拉大，则地区和民族矛盾冲突会激化和加深；五是与其他跌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一样，经济发展方面，可能发生中断，或者大起大落，陷入长期的低速度增长，甚至停滞，人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财政金融体系方面，可能负债很高，赤字高企，形成房地产泡沫，潜伏很高的金融风险，发生金融动荡和金融体系的崩溃。
我们需要对中国现行发展道路和模式进行识别和诊断。道路，或者模式识别，是对不同途径，或者不同模式，从发展角度讲，就是对发展格局组合，发展道路等，进行比较和归类。比如，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发展道路就是在城市化、工业化、产业升级、对外开放等前面所述的几个方面，既有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之处，也有中国自己的特点。中国必定走自己的道路，需要借鉴他国的道路。但是，有时候以为是中国特色的，或者是别国已经走过的道路，并不一定是正确的，或者是最优的。这就需要对发展模式进行诊断，看发展的格局组合是不是合适，发展的道路有无偏差，是不是最优的。以此为据进行校正。我在《中国向何处去》一书中，就中国发展模式，既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组合、资源配置体系的转型、产权制度的改革、对外开放等方面分析了1978年到2008年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来源，也从城市化进程和道路、土地和房屋制度、就业与中小企业、供养规模与税费负担等方面进行了讨论，诊断其可能会导致就业、住房、收入分配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和后果。认为，目前发展的中国道路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之中，需要调整。
那么，怎么调整呢？调整发展模式重要的是，进行发展格局组合和发展道路方面的思路考虑和战略设计。模式调整，也就是在模式识别、模式对比和模式诊断的基础上，发展格局组合和发展道路的调整，首先，需要有个调整的大的思路。思路是根据诊断而来的，要科学和清晰。因此，对发展模式最重大问题的深层次分析，最为重要。分析不透，甚至分析错误，思路就会发生问题，发展模式的调整，就可能会发生方向性的错误。比如，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种思路是对农村、农业加大投入，忽视城市化的推进，就农村和农业本身为重点来解决问题；另一种思路是推进城镇化，通过转移过剩农业劳动力和人口，从而一方面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一方面减少农村剩余人口，让他们转移到其他产业中去。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路。从世界各国一、二、三产业变动的规律来看，农业生产增加值占GDP的比率是不断下降的，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特别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率是不断上升的。这是一个人们无法抗拒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因此，从人口和劳动力的结构看，也需要不断地向城市转移，在工业，特别是在服务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比例要不断地上升，以适应这样的客观规律。如果我们在思路上只注重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而不注意转移农村和农业中的人口和劳动力，如前所述，就会发生生产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
科学的思路确定之后，就需要根据思路，制定综合性的发展战略，包括发展道路调整的战略。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时候，发扬民主，会得到科学的结论、战略和政策；有时候，发扬民主并不一定就会得到科学的结论，可能会选择不科学的发展模式。比如，在印度，当政者、学者，甚至普通群众，都知道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对处理印度人口、资源、生态和环境等方面的关系大有益处，但是，因为文化传统和民主体制而实行不了。再比如，拉美的福利早熟导致金融危机，但是，在民主选举制度下，候选人一味地承诺，用来拉选票，明知过度地搞福利是不科学的，但也得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因此，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或者实际进程中，民主并不一定导致科学的结论或者结果。但是，政治体制集中时，如果决策不科学，或者决策带有某种不合理的利益倾向，也会发生重大的方向、道路、战略和政策问题。
道路选择及调整，最终要落实到战略上来。比如，要选择城市化的道路，制定推进城市化的战略。（1）一个国家总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及其发展模式的调整，应当是整体的，应当是综合性的。模式选择也好，模式调整也好，整体上应当选择包括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对外关系、农业现代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并以此制定诸方面的发展战略。一个国家科学和可行的发展模式，或者模式调整确定后，先是将其落实为总体战略和协调的分战略，也就是说要根据所选的发展模式制定发展战略。（2）需要指出的是，道路调整，发展战略的综合性是非常重要的。综合性，就是不同方面的发展方向、发展道路、发展战略，需要相互衔接，互相协调和配套。许多国家发展模式的问题，往往出在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矛盾、相互错位上。（3）需要提醒的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常常发生这样的问题，即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与每个阶段和第一年的发展战略、规划和计划相脱节。实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包括对发展模式进行重大调整，需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发展战略和规划去落实；一个阶段中，需要一年一个计划地去落实阶段的发展战略和规划。
道路确定，包括道路调整，在制定战略，有规划和计划后，很重要的是需要有相关实施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并且，要有组织执行。因此，执行组织、计划、措施、检查、评价反馈、再调整等，必须有后续的程序，执政党、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党政需要有执行力。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缺陷在于，可能他们也知道某种道路是正确的，或者制定了模式调整的构想和战略，但是没有执行力，落实不了所选择和所调整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落实不了发展模式的调整。从中国来看，比如，我们看到建设创新型国家，鼓励自主创新，提高中国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国际竞争力，是中国发展道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整个国家，在落实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方面，可能还存在着体制机制和政策不到位的问题。这就是人们说的“说的多、说的好，但做得少，实现得少”现象。也就是说，执行力不到位。
总之，我们需要对我们正在运行的发展模式，我们正在走的发展道路，进行评估、比较、识别、论断和调整。而未来30年中国发展模式，即各方面发展组合的格局，发展的道路，要进行深度调整。首先，需要总体的思路和战略设计；其次，需要制定总体的发展战略、各方面协同配套的分战略、各阶段的发展战略，以及年度实施计划；而且，还需要有实施模式调整、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和计划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这是一个有机联系的体系，缺一不可；否则，要么发展模式不清晰，要么确定模式调整、战略、规划、计划后，落实不了，即执行力太弱。
四、中国道路路线图
将视角从历史投向未来，中国未来将如何前进，中国道路将如何展开，中国梦将如何实现？中国未来道路，概述来讲，需要从发展、资源生态环境、民生和改革等四个领域去考虑。包括关键点、逻辑链线，以及时间进程表。
（一）发展道路路线图
中国发展道路路线图为：农业现代化—城市化—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小企业的发展—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和加速第二次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之间互为因果，只有城市吸收剩余的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将农村人口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才能真正给农业现代化提供规模生产条件；而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给城市和城市中的产业发展提供相对便宜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获得的利润再积累，形成源源不断吸收农业劳动力进入城市的产业空间。城市化的推进，给工业发展提供了聚集经济、规模经济、分工协作、降低交易成本等条件，而人口的聚集，也给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消费的规模经济条件，使国民财富和就业结构中农业增加值和劳动力的比率日趋下降，工业增加值和劳动力的比例先升后稳定，而服务业增加值一直上升，最后稳定到75%—80%左右。产业结构的升级，特别是工业内部的结构升级，离不开技术进步，实践证明：除了大企业外，小企业是技术创新的活力所在。重要性的是，中国需要选择赶超型的科学技术进步战略，以增强中国产业和经济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竞争力。而小企业的关键性在于，它大量地存在于服务业和轻加工工业之中，成为吸收劳动力和城市新增劳动力就业的最大领域，将劳动力资源通过产业和企业形式转化为财富。
在中国发展路线中，由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滞后于发展水平，加速推进城市化，是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中最为重要，最为核心的任务。而且在城市化过程中促进小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大量小企业存在的服务业的发展，是加速推进城市化，以及工业资本有机提高后，吸收和平衡劳动力就业的关键。城市化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小企业决定中国未来的民生和稳定。
（二）资源生态环境道路路线图
中国资源生态环境道路路线图为：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的发展方式—节俭、低碳和宜居舒适的生活消费方式—节约和保护资源生态环境的技术进步—形成生态良好、环境清洁和资源可永续利用的社会。生产是消费的基础，但是，消费反作用于生产方式。因此，在这个路线中，形成节俭并舒适的消费方式，是处理中国人口众多和资源环境稀缺矛盾的关键。
怎样理解节俭并舒适的消费方式？在饮食结构上，要继承中华民族以素食为主的优良传统，并力求营养平衡。在居住结构上，要节约土地，并节能环保和保温隔热。在出行方式上，要以节能节地减排的公共交通为主。在行政和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都要形成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的公务消费方式。用这种节俭、低碳、宜居消费方式形成的需求，来引导经济结构和生产、交换、消费方式的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一个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社会。当然，需要提出的是，克服资源环境瓶颈的技术进步因素也非常重要。
（三）民生道路路线图
从我们的宗旨来看，我们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而是为了民生而发展。因此，在“十二五”、未来十年，乃至未来三十年中，中国道路选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民生的考虑。中国民生道路的路线图为：鼓励人们创业—充分就业—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有自己的住房—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和财富分布较为公正—形成既有创业活力，又能体面、安全生活的社会。
这个路线图中的关键有两个方面：一是民生首要途径是，鼓励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把就业作为民生和富民的根本和基础。一个不鼓励创业、不重视就业的社会，政府不可能将大多数人的生活和富裕包下来，特别是在13亿到15亿多人的中国，必然会形成大多数人民群众贫穷的状况，结果也可能将是一个收入分配和财富公布差距非常大的社会。二是在民生道路中，市场和政府起什么样的作用？哪些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由政府包下来，社会保障体系怎样建设，特别是政府能包得起未来近8亿人的住房需求吗？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是，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进而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要未雨绸缪，防止我们未来的社会失去创业和工作的活力，防止我们的社会背上沉重的债务，防止我们的社会跌入过去拉美和现在欧洲发生的福利陷阱。
（四）改革道路路线图
中国未来改革的路线图为：突出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重点，协同理顺资源价格体系，改革和创新土地制度，打破金融体制的垄断，进一步深化国有经济改革。从改革的实践看，在时间进程上，单项改革推进，往往由于其他改革的不配套而以失败告终。因此，无法确定这几项改革哪个在前面，哪个在后面，只能是突出重点，综合考虑，配套改革，协同推进。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之所以特别重要，一是容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个体、微型和小企业能不能有个宽松的环境，与政府收费和税收结构的改革、调整、减轻其税费负担关系密切。二是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是中央与地方事权清晰划分，并且地方政府行为合理化的基础。三是许多改革是联动的，如国有企业改革与财政预算体制改革联动，土地制度改革与税收体制改革联动，党政公务机构和人员及其支出的控制等改革与财政预算体制改革联动。四是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特别是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民主化，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有许多改革都与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相关联。
曾经有这样的教训，一个专业部门制定的改革方案非常理想，非常周密，但是，在实践中却行不通。为什么？原因在于体制和事物在横向之间、上下之间、前后之间，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内在联系，不把一个部门的改革，与其他有关方面有什么样联系，会引起什么样的变数等搞清楚，在实践中就会顾此失彼。因此，一个国家的改革往往需要综合设计，配套改革、协调推进，才能成功。
当然，各领域之间的统筹兼顾是关键点。比如，城市化过程中，要使进入城市的人口购买得起住房，需要让农村的资产流通变现，需要鼓励创业和就业，需要收入的增长快于房价的增长，其中民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促进小企业发展等之间是需要有效统筹兼顾。再比如，要建设一个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首先需要资源型产品价格体系的改革，还需要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并且也离不开新能源、材料等技术的进步。还有，小企业的发展，从融资方面需要对垄断的金融及其监管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则，根本就无法打破抑制容纳大量劳动力小企业发展的融资瓶颈，等等。因此，发展是为了民生，民生离不开发展。发展方式的转变，结构的调整，创业活跃，小企业变多，技术进步，都离不开改革。生活方式合理化，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又离不开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也离不开价格和税收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