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中国梦与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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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征收利得和财富税、转移支付等为手段的调节收入和财富公平分配的机制。
自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后，走工业化的道路，虽然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人均GDP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是，贫富差距在许多国家中被持续拉大。发展经济学家们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对前期的经济发展理论进行反思时，也提到研究要更加注意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但是，从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来看，以基尼系数衡量，除了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东亚发展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公平问题外，拉美、印度和中国大陆三种模式，都没有较为理想地实现发展中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公平。
发展过程中，在模式上如何实现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公平，其重要性除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其核心价值追求的需要外，普遍地对各种制度下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经济社会能不能持续稳定发展，能不能避免社会动荡危机的一个最为基本的条件。
经济发展中实现收入和财富分配公平的模式理论上，不论何种学说，都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尤其在对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公平状况的比较研究上，还是一个空白。（1）学术界对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公平或者不公平，其综合的内在的形成机理，很少有比较研究，也没有进行理论上的说明。从各种模式的比较看，就东亚、拉美、印度和中国四大经济发展模式而言，东亚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包括结构转型较早的日本，在它们二元结构转型期间，基尼系数要比其他三大模式的各国和地区低得多。（2）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基尼系数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是个倒U形。学术研究上的放任，可能导致实践上的不作为。（3）传统的公平理论，拟通过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资源配置的计划经济，以及仅以按劳分配等途径实现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公平，其后果是，生产力发展受到影响，经济生活低效率，最终形成平均的贫穷。（4）而税收调节、转移支付、公共财政、社会保障、劳资关系等理论，都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农村与城市、农业与非农业、大企业大资本与小企业、资本与劳动等这样一些影响基尼系数深层次的内在关系。甚至，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农村，而不转移农村剩余人口等这样的实现公平的方式，只能使城乡不公平情况持续恶化。
因此，发展中国家采取一些什么样的途径，在自己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也追求全体人民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让全体人民分享发展的成果，是经济发展模式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
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选择和组合模式。过去的发展经济学对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其二元结构转型期间，采取什么样的国家治理模式与什么样的经济体制相组合，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主流的学者们曾经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只有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和向着民主政治制度转型，才能保证经济理想的发展。
而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采取了政治上的民主体制与经济上的计划经济（包括国家发展国有企业）相结合的模式，到90年代初的40年中，经济低速增长。拉美各国民粹民主的民主政治制度与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交替，国有和私有经济交替，而其经济增长较快时一般是在威权主义政治体制阶段，而民粹主义政治盛行时，经济往往是低速增长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采取了计划与国有经济体制，与集中的政治体制相结合的模式，加上政治运行不断，国民经济的增长的速度和质量等情况比印度还要糟糕。而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采取了集中的政治体制与对计划和国有及集体经济改革，以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模式，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在二元结构转型期间，实际上实行的是政治上集中的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模式，国民经济获得了增长的奇迹，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很快进入了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而它们一旦实行民主制度后，经济增长速度随即放慢。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示威游行、罢工罢市、军人政变、部落纷争不断；政策法令朝令夕改，投资经商无所适从；重大事项各方制衡，久拖不决；政府参与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很弱，没有集中资源办大事的能力。实际上，政治上学习和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发展大都不成功，有的国家甚至陷入了政治长期动荡和社会长期混乱的困境之中，经济发展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但是，需要明确两种情况：一是政府强有力参与和推动经济增长，要与政府代替社会和市场推动经济增长区分。如韩国的政府，在产业计划等方面，进行了强有力的措施，但是，它并没有代替民间投资和市场的作用。二是政府强有力参与推动经济的增长，要与政府规模和权力需要严格控制结合，防止供养和税费负担太重，防止政府各部门在审批、监督等管理经济活动时，进行寻租，进而影响和抑制创业、投资和企业的经营。
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它们二元结构转型期间，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各自模式及二者如何组合的模式，对其发展至关重要。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发展模式，就是发展中国家从落后的农业国家向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转变过程中，主要在上述方面所采取方式的总和，也就是其追求现代化所走的总的道路。
二、1978年以后30年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就与问题
梦想并非平地起高楼，梦想必须奠基于厚实的大地。对于中国梦而言，这大地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认识这段历史，将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中国梦，让我们稳步前行。怎么理解和概括1978年以后30年来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中国发展道路？我认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内涵为：发展了生产力，而且强调了科学技术进步是第一生产力；改革了国有和集体经济体制，改变了资源配置方式，用新的体制机制来推动经济发展；集中的政治体制与逐步改革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相组合，既使发展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又调动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逐步调整了农业与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积累建设与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关系，使农业与工业、投资与消费之间形成了较为良性的循环；实施了对外开放战略，将中国大量剩余劳动力比较劣势转化成为出口导向的比较优势，同时也引进了资本和技术，强劲地推动经济的增长速度。这样的发展道路，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了30年之久。这就是30年来我们所走过的，称之为发展的“中国道路”，也可以概括为发展的北京共识。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以9.7%的速度高速增长了30年，国内生产总值从占全世界GDP总量的1%提升为6%，贸易额在全球贸易中几乎为零上升到9%。30年中，我们不仅使2.5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也使人均GDP224美元，提高到了2008年的3200美元。30年中，我们形成了有一定竞争力的完善的工业体系；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从1978年的4%提高到了目前的40%；一般公路里程、高速公路、铁路运输速度、电力网络、互联信息网、移动通信等等，都与1978年不可同日而语。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这30年中，我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相比，是相当显著和成功的，被世界发展研究领域称之为“发展的中国奇迹”。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发展的道路，或者称为中国模式，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国内对发展方式也进行了大量的讨论。那么，过去发展的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到底有哪些问题，需要进行哪些调整，这里就此展开分析。
（一）发展道路的结构偏差和扭曲
从理论上讲，发展模式是经济发展的方式、方法和途径等，而第一、二和三产业结构不合理，可能是发展方式不当的一个结果。因此，可以这样说，一个方面的发展途径与另一个方面的发展途径不相协调时，结果往往会造成发展模式结果方面的问题，结构偏差便是其一。中国经济发展方面最大的问题是结构偏差和扭曲。其表现在以下这样几个方面。
三个产业的生产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之间存在着偏差和扭曲。2008年，第一产业就业劳动力比率近40%，其增加值比率只有11.3%，也就是农业占全国2/5的劳动力，却只创造和分配了1/10多一点的国民生产总值；而第二产业就业比率为27.2%，其增加值比率却为48.6%，工业只有1/4多的劳动力创造了近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农业增加值占GDP比率持续下降，是工业化的一个趋势，如果农业劳动力转移过慢，农业生产增加值下降过快，其结果，就是农业劳动力和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和劳动力收入之比会持续拉大。
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比率之间的偏差。世界平均水平，在1995年人均GDP2500美元上下的国家，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60%，服务业就业比率和增加值比率分别为65%和55%；而中国2008年人均GDP3200美元时，即在比2500美元高7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水平却只有45.7%，比世界平均水平滞后了14.3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的比率只有33.2%，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31.8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的比率只有40.1%，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近15个百分点。从要素结构配置的格局看，第二产业与其他产业相比，是资本较为密集型的产业，第二产业增加值比率高，而就业比率低，则资本所有者和国家分配的就多；而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领域，其就业比率低，只能说明，劳动力在第三产业财富创造和分配较少。实际的后果就是，就业十分困难，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分配差距会扩大。
综合上面三次产业生产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分析，实际上是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而城市化滞后却导致人口居住的分散，消费方式和市场容量的问题，使服务业发展缓慢，从而使第一产业中过剩的劳动力无法向第三产业转移。而劳动力就业不足，使劳动在GDP中的分配率下降，资本和国家分配比率上升，结果引起一系列的投资与消费比率失调，国内消费不足使国民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规模结构、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之间的偏差和扭曲。从世界各国企业规模结构与就业的规律看，一国企业的97%到99%为中小企业，劳动力的65%到80%在中小企业就业。这一点在中国也是如此。但是，中国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差距在于，每千人企业数量将5个个体户折成一个企业，再加上注册登记的企业计算，2007年按照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计算，中国每千人口只有11个，而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在50个左右，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25个左右；中国大学生毕业后创业率前几年仅为1%，这两年上升为3%，但比发达国家的20%要低得多。
中国大学生毕业创业率低和每千人口企业数量少的原因在于，大项目、大资本、大企业、大的基础设施等，对于GDP和地方财政税收的贡献要比小企业来得快和规模大，地方党政领导重视大企业的发展，而忽视小企业的发展；政府管制和税费负担方面对小企业发展不利；由于中国社区小银行发展不足，小企业融资非常困难，几乎没有融资的渠道；大学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严重脱节，学习内容中毕业后没有用的知识较多，学生接受的大多是灌输式的教育，而不是案例式的教育，创业和创新能力都较差。
企业规模结构上，由于能大量吸收和容纳劳动力就业小企业数量相对较少，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城镇实际失业率较高，劳动要素在GDP创造和分配的比率较低，居民收入增长比资本和财政收入增长慢，农业剩余劳动力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因失业而低收入和贫困的人口多而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也较大，劳动要素分配比率低又导致消费能力弱，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失调，生产的出口依赖性较高。
经济发展总量与产业竞争力之间的偏差。中国的GDP总量虽然在2010年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但是，根据IMF2010年发布的数据，日本人均GDP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6位，而中国是99位。2010年日本人均GDP为39573美元，大概是中国的10倍。中国2009年人均GDP达到3677美元，与阿尔及利亚并列世界第99位。非洲有11个国家人均GDP超过中国。2009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为22072.7亿美元，对外贸易额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排位在第三，2010年超过德国。2009年中国外汇储备达到2.399万亿美元，占全球储备比重达到30.7%。作为G7成员国的日本，外汇储备约有1万亿美元，是第二丰厚储备的国家。而美国的外汇储备只有454亿美元，较尼日利亚（430亿美元）仅多出24亿美元。
但是，中国的经济总量与质量和竞争力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一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40%左右，比发达国家的65%左右仍然差距较大，一些企业的研发水平，专利储备，技术工艺，装备程度，集合能力等等，比国外同类企业，差距也很大。整个工业的总体技术水平还有待于提高。二是在产业组织上，一些应当提高集中度的行业，存在小散乱的情况，与国外没有竞争优势。比如，我们的钢铁行业，平均企业生产规模比世界发展国家水平低得多，在与铁矿资源进行价格等方面的谈判时，没有整体议价地位和力量。三是工业体系在标准化方面水平也还很低，国内产业标准建设方面也滞后，在对外贸易中，常常被国外同类产品的标准体系所阻碍，出口竞争的标准竞争力较低。四是国内工业中大量使用农业转移的劳动力，文化、技能和智能等素质都较低，导致生产规程、标准不能很好地被执行，生产和产品的质量由于劳动者的素质较低而受影响。这些偏差致使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较少，出口产品总体上附加价值较低，出口容易受标准、低碳、环保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不利影响，还有一些产品消耗了我们的资源，污染留在了国内，贸易还不平衡，人民币相对升值和美元的相对贬值，致使出口顺差外汇受损。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结构问题，但其中有的也是上述四个结构偏差和扭曲的关联和衍生问题。
（二）过去中国发展道路的失误和风险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道路，或者叫中国发展模式，有一系列的问题：资源消耗过大，生态环境恶化，高投入和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从未来看，必定不可持续；第三产业没有得以相应的扩张，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发展不足，使得GDP比率日益下降的农业领域中，以及一部分工业领域中，窝积了巨额的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口大量地向城镇流动，但是，进得来，安居不下，人口在城乡间剧烈流动，到进城农民“80后”和“90后”的青年人，甚至到“21世纪中期后”，他们农村回不去了，城市中又没有贫民窟，而体面的住宅房价太高而购买不起，将会形成大规模最危险的漂移人群；城乡收入、居民收入和地区之间发展等三大差距持续扩大，至今对其形成的原因和对策，没有达成共识，也还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方略；从对外关系看，虽然我们通过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利用了大量剩余的劳动力资源，变成了经济财富，但同时，由于美元等国际性货币发行的铸币税效应，加上美国对高技术产品的封锁，我们消耗劳动力、土地、生态环境，以及高耗能和高排放形成的出口产品，相当部分只能以发行的美元来平衡，我们再去购买美国的债券，将其借给美国投资和消费，而长期来看人民币处于升值趋势，美元又处于贬值趋势，导致出口导向型战略的代价也很巨大。
回过头来理性地看，在过去的发展道路中，我们也无意识地造成了全局性，积重难返和影响深远的四个重大的失误：（1）没有及时推进城市化。没有认识到发展就是人口在地理上集中和城市化的过程，没有及时地解除人口流动的制度约束，甚至一定程度上有意无意地阻碍了城市化的进展，导致在人均GDP3500美元的发展水平上，比其他同样发展程度的国家，城市化水平滞后了20%到25%，并且今天30%的农村劳动力和54%的农村人口分配10%的GDP，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农村人口的分散使得服务业难以发展，增加值占GDP比例滞后20个百分点，就业比例滞后30个百分点；虽然农村人口净减少6000余万，30年来村庄扩大却又占用了2亿亩耕地；而人口的分散居住、生活和生产，包括生活和生产的化学化，对生态环境形成了巨大的破坏。（2）改革选择了一种在客观上剥夺农民利益和推高房价的土地和房屋制度。集体土地征用为国有的不平等体制，使同地不能同价，农民利益受到侵害；高度行政寡头垄断型的卖地制度，加上“招拍挂”，以及一次出让70年的体制，使得地价轮番上升，财政收入长远看不可持续，并且使地方政府财政依赖不断在土地面积上扩大城市；使城镇需要房屋的人群，85%到90%买不起住房，结果是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进得来，留很难，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未来会形成80%以上的无房产人租房交租和20%以下的有房出租食利的两个阶级。（3）对能解决中国最头痛的就业问题的小企业的发展，一开始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体制和政策上没有支持，甚至加以种种限制。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逐步解放思想，开始对小企业，也即个体私营经济加以限制，后又作为补充，后来又改为引导发展，最后到党的十六大时，才确定为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8年，国有经济就业岗位从8000余万个减少到了3000万以内，集体经济（即国有企业附属的大集体、街道企业、城市中的第二轻工企业、供销合作社等）岗位从5600万个减少到了600万个。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由于劳动成本的上升，许多企业用机器替代劳动力；大工业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用越来越少的劳动力，推动越来越多的资本。而观念、战略、体制和政策对小企业的发展极为不利。到2009年6月，中国每千人口拥有的企业数量，只有12个，而东亚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却为50个左右。30年来，小企业发展，包括99%以上是小企业的服务业的发展，与中国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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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征收利得和财富税、转移支付等为手段的调节收入和财富公平分配的机制。
自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后，走工业化的道路，虽然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人均GDP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是，贫富差距在许多国家中被持续拉大。发展经济学家们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对前期的经济发展理论进行反思时，也提到研究要更加注意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但是，从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来看，以基尼系数衡量，除了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东亚发展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公平问题外，拉美、印度和中国大陆三种模式，都没有较为理想地实现发展中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公平。
发展过程中，在模式上如何实现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公平，其重要性除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其核心价值追求的需要外，普遍地对各种制度下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经济社会能不能持续稳定发展，能不能避免社会动荡危机的一个最为基本的条件。
经济发展中实现收入和财富分配公平的模式理论上，不论何种学说，都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尤其在对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公平状况的比较研究上，还是一个空白。（1）学术界对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公平或者不公平，其综合的内在的形成机理，很少有比较研究，也没有进行理论上的说明。从各种模式的比较看，就东亚、拉美、印度和中国四大经济发展模式而言，东亚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包括结构转型较早的日本，在它们二元结构转型期间，基尼系数要比其他三大模式的各国和地区低得多。（2）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基尼系数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是个倒U形。学术研究上的放任，可能导致实践上的不作为。（3）传统的公平理论，拟通过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资源配置的计划经济，以及仅以按劳分配等途径实现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公平，其后果是，生产力发展受到影响，经济生活低效率，最终形成平均的贫穷。（4）而税收调节、转移支付、公共财政、社会保障、劳资关系等理论，都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农村与城市、农业与非农业、大企业大资本与小企业、资本与劳动等这样一些影响基尼系数深层次的内在关系。甚至，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农村，而不转移农村剩余人口等这样的实现公平的方式，只能使城乡不公平情况持续恶化。
因此，发展中国家采取一些什么样的途径，在自己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也追求全体人民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让全体人民分享发展的成果，是经济发展模式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
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选择和组合模式。过去的发展经济学对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其二元结构转型期间，采取什么样的国家治理模式与什么样的经济体制相组合，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主流的学者们曾经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只有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和向着民主政治制度转型，才能保证经济理想的发展。
而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采取了政治上的民主体制与经济上的计划经济（包括国家发展国有企业）相结合的模式，到90年代初的40年中，经济低速增长。拉美各国民粹民主的民主政治制度与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交替，国有和私有经济交替，而其经济增长较快时一般是在威权主义政治体制阶段，而民粹主义政治盛行时，经济往往是低速增长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采取了计划与国有经济体制，与集中的政治体制相结合的模式，加上政治运行不断，国民经济的增长的速度和质量等情况比印度还要糟糕。而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采取了集中的政治体制与对计划和国有及集体经济改革，以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模式，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在二元结构转型期间，实际上实行的是政治上集中的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模式，国民经济获得了增长的奇迹，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很快进入了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而它们一旦实行民主制度后，经济增长速度随即放慢。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示威游行、罢工罢市、军人政变、部落纷争不断；政策法令朝令夕改，投资经商无所适从；重大事项各方制衡，久拖不决；政府参与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很弱，没有集中资源办大事的能力。实际上，政治上学习和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发展大都不成功，有的国家甚至陷入了政治长期动荡和社会长期混乱的困境之中，经济发展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但是，需要明确两种情况：一是政府强有力参与和推动经济增长，要与政府代替社会和市场推动经济增长区分。如韩国的政府，在产业计划等方面，进行了强有力的措施，但是，它并没有代替民间投资和市场的作用。二是政府强有力参与推动经济的增长，要与政府规模和权力需要严格控制结合，防止供养和税费负担太重，防止政府各部门在审批、监督等管理经济活动时，进行寻租，进而影响和抑制创业、投资和企业的经营。
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它们二元结构转型期间，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各自模式及二者如何组合的模式，对其发展至关重要。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发展模式，就是发展中国家从落后的农业国家向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转变过程中，主要在上述方面所采取方式的总和，也就是其追求现代化所走的总的道路。
二、1978年以后30年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就与问题
梦想并非平地起高楼，梦想必须奠基于厚实的大地。对于中国梦而言，这大地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认识这段历史，将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中国梦，让我们稳步前行。怎么理解和概括1978年以后30年来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中国发展道路？我认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内涵为：发展了生产力，而且强调了科学技术进步是第一生产力；改革了国有和集体经济体制，改变了资源配置方式，用新的体制机制来推动经济发展；集中的政治体制与逐步改革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相组合，既使发展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又调动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逐步调整了农业与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积累建设与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关系，使农业与工业、投资与消费之间形成了较为良性的循环；实施了对外开放战略，将中国大量剩余劳动力比较劣势转化成为出口导向的比较优势，同时也引进了资本和技术，强劲地推动经济的增长速度。这样的发展道路，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了30年之久。这就是30年来我们所走过的，称之为发展的“中国道路”，也可以概括为发展的北京共识。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以9.7%的速度高速增长了30年，国内生产总值从占全世界GDP总量的1%提升为6%，贸易额在全球贸易中几乎为零上升到9%。30年中，我们不仅使2.5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也使人均GDP224美元，提高到了2008年的3200美元。30年中，我们形成了有一定竞争力的完善的工业体系；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从1978年的4%提高到了目前的40%；一般公路里程、高速公路、铁路运输速度、电力网络、互联信息网、移动通信等等，都与1978年不可同日而语。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这30年中，我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相比，是相当显著和成功的，被世界发展研究领域称之为“发展的中国奇迹”。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发展的道路，或者称为中国模式，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国内对发展方式也进行了大量的讨论。那么，过去发展的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到底有哪些问题，需要进行哪些调整，这里就此展开分析。
（一）发展道路的结构偏差和扭曲
从理论上讲，发展模式是经济发展的方式、方法和途径等，而第一、二和三产业结构不合理，可能是发展方式不当的一个结果。因此，可以这样说，一个方面的发展途径与另一个方面的发展途径不相协调时，结果往往会造成发展模式结果方面的问题，结构偏差便是其一。中国经济发展方面最大的问题是结构偏差和扭曲。其表现在以下这样几个方面。
三个产业的生产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之间存在着偏差和扭曲。2008年，第一产业就业劳动力比率近40%，其增加值比率只有11.3%，也就是农业占全国2/5的劳动力，却只创造和分配了1/10多一点的国民生产总值；而第二产业就业比率为27.2%，其增加值比率却为48.6%，工业只有1/4多的劳动力创造了近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农业增加值占GDP比率持续下降，是工业化的一个趋势，如果农业劳动力转移过慢，农业生产增加值下降过快，其结果，就是农业劳动力和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和劳动力收入之比会持续拉大。
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比率之间的偏差。世界平均水平，在1995年人均GDP2500美元上下的国家，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60%，服务业就业比率和增加值比率分别为65%和55%；而中国2008年人均GDP3200美元时，即在比2500美元高7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水平却只有45.7%，比世界平均水平滞后了14.3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的比率只有33.2%，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31.8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的比率只有40.1%，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近15个百分点。从要素结构配置的格局看，第二产业与其他产业相比，是资本较为密集型的产业，第二产业增加值比率高，而就业比率低，则资本所有者和国家分配的就多；而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领域，其就业比率低，只能说明，劳动力在第三产业财富创造和分配较少。实际的后果就是，就业十分困难，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分配差距会扩大。
综合上面三次产业生产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分析，实际上是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而城市化滞后却导致人口居住的分散，消费方式和市场容量的问题，使服务业发展缓慢，从而使第一产业中过剩的劳动力无法向第三产业转移。而劳动力就业不足，使劳动在GDP中的分配率下降，资本和国家分配比率上升，结果引起一系列的投资与消费比率失调，国内消费不足使国民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规模结构、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之间的偏差和扭曲。从世界各国企业规模结构与就业的规律看，一国企业的97%到99%为中小企业，劳动力的65%到80%在中小企业就业。这一点在中国也是如此。但是，中国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差距在于，每千人企业数量将5个个体户折成一个企业，再加上注册登记的企业计算，2007年按照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计算，中国每千人口只有11个，而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在50个左右，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25个左右；中国大学生毕业后创业率前几年仅为1%，这两年上升为3%，但比发达国家的20%要低得多。
中国大学生毕业创业率低和每千人口企业数量少的原因在于，大项目、大资本、大企业、大的基础设施等，对于GDP和地方财政税收的贡献要比小企业来得快和规模大，地方党政领导重视大企业的发展，而忽视小企业的发展；政府管制和税费负担方面对小企业发展不利；由于中国社区小银行发展不足，小企业融资非常困难，几乎没有融资的渠道；大学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严重脱节，学习内容中毕业后没有用的知识较多，学生接受的大多是灌输式的教育，而不是案例式的教育，创业和创新能力都较差。
企业规模结构上，由于能大量吸收和容纳劳动力就业小企业数量相对较少，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城镇实际失业率较高，劳动要素在GDP创造和分配的比率较低，居民收入增长比资本和财政收入增长慢，农业剩余劳动力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因失业而低收入和贫困的人口多而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也较大，劳动要素分配比率低又导致消费能力弱，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失调，生产的出口依赖性较高。
经济发展总量与产业竞争力之间的偏差。中国的GDP总量虽然在2010年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但是，根据IMF2010年发布的数据，日本人均GDP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6位，而中国是99位。2010年日本人均GDP为39573美元，大概是中国的10倍。中国2009年人均GDP达到3677美元，与阿尔及利亚并列世界第99位。非洲有11个国家人均GDP超过中国。2009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为22072.7亿美元，对外贸易额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排位在第三，2010年超过德国。2009年中国外汇储备达到2.399万亿美元，占全球储备比重达到30.7%。作为G7成员国的日本，外汇储备约有1万亿美元，是第二丰厚储备的国家。而美国的外汇储备只有454亿美元，较尼日利亚（430亿美元）仅多出24亿美元。
但是，中国的经济总量与质量和竞争力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一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40%左右，比发达国家的65%左右仍然差距较大，一些企业的研发水平，专利储备，技术工艺，装备程度，集合能力等等，比国外同类企业，差距也很大。整个工业的总体技术水平还有待于提高。二是在产业组织上，一些应当提高集中度的行业，存在小散乱的情况，与国外没有竞争优势。比如，我们的钢铁行业，平均企业生产规模比世界发展国家水平低得多，在与铁矿资源进行价格等方面的谈判时，没有整体议价地位和力量。三是工业体系在标准化方面水平也还很低，国内产业标准建设方面也滞后，在对外贸易中，常常被国外同类产品的标准体系所阻碍，出口竞争的标准竞争力较低。四是国内工业中大量使用农业转移的劳动力，文化、技能和智能等素质都较低，导致生产规程、标准不能很好地被执行，生产和产品的质量由于劳动者的素质较低而受影响。这些偏差致使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较少，出口产品总体上附加价值较低，出口容易受标准、低碳、环保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不利影响，还有一些产品消耗了我们的资源，污染留在了国内，贸易还不平衡，人民币相对升值和美元的相对贬值，致使出口顺差外汇受损。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结构问题，但其中有的也是上述四个结构偏差和扭曲的关联和衍生问题。
（二）过去中国发展道路的失误和风险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道路，或者叫中国发展模式，有一系列的问题：资源消耗过大，生态环境恶化，高投入和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从未来看，必定不可持续；第三产业没有得以相应的扩张，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发展不足，使得GDP比率日益下降的农业领域中，以及一部分工业领域中，窝积了巨额的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口大量地向城镇流动，但是，进得来，安居不下，人口在城乡间剧烈流动，到进城农民“80后”和“90后”的青年人，甚至到“21世纪中期后”，他们农村回不去了，城市中又没有贫民窟，而体面的住宅房价太高而购买不起，将会形成大规模最危险的漂移人群；城乡收入、居民收入和地区之间发展等三大差距持续扩大，至今对其形成的原因和对策，没有达成共识，也还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方略；从对外关系看，虽然我们通过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利用了大量剩余的劳动力资源，变成了经济财富，但同时，由于美元等国际性货币发行的铸币税效应，加上美国对高技术产品的封锁，我们消耗劳动力、土地、生态环境，以及高耗能和高排放形成的出口产品，相当部分只能以发行的美元来平衡，我们再去购买美国的债券，将其借给美国投资和消费，而长期来看人民币处于升值趋势，美元又处于贬值趋势，导致出口导向型战略的代价也很巨大。
回过头来理性地看，在过去的发展道路中，我们也无意识地造成了全局性，积重难返和影响深远的四个重大的失误：（1）没有及时推进城市化。没有认识到发展就是人口在地理上集中和城市化的过程，没有及时地解除人口流动的制度约束，甚至一定程度上有意无意地阻碍了城市化的进展，导致在人均GDP3500美元的发展水平上，比其他同样发展程度的国家，城市化水平滞后了20%到25%，并且今天30%的农村劳动力和54%的农村人口分配10%的GDP，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农村人口的分散使得服务业难以发展，增加值占GDP比例滞后20个百分点，就业比例滞后30个百分点；虽然农村人口净减少6000余万，30年来村庄扩大却又占用了2亿亩耕地；而人口的分散居住、生活和生产，包括生活和生产的化学化，对生态环境形成了巨大的破坏。（2）改革选择了一种在客观上剥夺农民利益和推高房价的土地和房屋制度。集体土地征用为国有的不平等体制，使同地不能同价，农民利益受到侵害；高度行政寡头垄断型的卖地制度，加上“招拍挂”，以及一次出让70年的体制，使得地价轮番上升，财政收入长远看不可持续，并且使地方政府财政依赖不断在土地面积上扩大城市；使城镇需要房屋的人群，85%到90%买不起住房，结果是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进得来，留很难，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未来会形成80%以上的无房产人租房交租和20%以下的有房出租食利的两个阶级。（3）对能解决中国最头痛的就业问题的小企业的发展，一开始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体制和政策上没有支持，甚至加以种种限制。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逐步解放思想，开始对小企业，也即个体私营经济加以限制，后又作为补充，后来又改为引导发展，最后到党的十六大时，才确定为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8年，国有经济就业岗位从8000余万个减少到了3000万以内，集体经济（即国有企业附属的大集体、街道企业、城市中的第二轻工企业、供销合作社等）岗位从5600万个减少到了600万个。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由于劳动成本的上升，许多企业用机器替代劳动力；大工业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用越来越少的劳动力，推动越来越多的资本。而观念、战略、体制和政策对小企业的发展极为不利。到2009年6月，中国每千人口拥有的企业数量，只有12个，而东亚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却为50个左右。30年来，小企业发展，包括99%以上是小企业的服务业的发展，与中国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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