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中国梦与改革难题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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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国企改革。学界对国企改革看法很多，如国进民退，国有企业垄断，造成分配不合理等等。那么，下一步怎么深化改革呢？
资本继续社会化。我们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总体方向不应当是将国有资产变成家族私人资本，也不应当是国有资产做大做强，而是要进一步社会化，变成社会资本。国有资产继续社会化的意义在于：
（1）国有经济从竞争性的领域中退出。（2）继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将大部分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等领导，逐步由过去的组织部门代替市场选择，改革为交由市场选择为主。社会化的公司，就是公众公司，企业领导的业绩和其他方面，都应当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行政监管、出资人监管和资产运营分开。需要改革的是，进一步清理在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明显和隐性具有的行政权力；取消对国有企业在体制和政策等方面的特殊关怀，国企、民企和外企，都应当公平对待；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平等对待。国有资产出资人的重要职责之一是，以出资人的身份派出董事长、财务总监和监事会主席等。这里需要处理党管干部与出资人部门管干部，以及党及出资人管干部与市场选择干部的关系。国有资产管理方面，需要进一步将出资人国有资产行政管理与国有资产经营分离。第二个层次是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它的具体形式主要是国有控股公司。
有学者提出，国有金融资产也应当统一由国家管理。金融国资委应由国务院设立，和国资委一样，作为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成立金融国资委，委员会可以统筹考虑国有金融资产的布局和规划，提高国有金融资产的运营效率；可以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能够兼顾市场公平与公正；委员会办公室通过授权经营，使所有权与经营权、监管职能与出资人职能分离。金融控股公司代表国家履行国有金融的资产所有权。
对于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我认为，也应当严格管理起来。一是在财政部建立台账制度，摸清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总量，具体按照管理范围，对于全国行政事业国有总资产、中央直属行政事业总资产和各省行政事业国有总资产，根据增减、折旧报废等情况，建立统计和台账制度；二是对党务行政，纯拨款的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事业单位，分门别类进行管理；三是对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的分配标准、资产使用、资产处置、资产收益等等，都要纳入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的范围；四是与国有工商企业资产、国有金融企业资产一样，也应当向人大进行报告，报告的内容是，行政事业资产投资、使用、效率、处置等情况，使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的投资和使用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
国有资产预算及收益分配改革。国有工商和金融等企业建立国有资产预算，以及资产、负债等核算系统，要建立向政府和人大的财务报告制度；所有的国有工商和金融企业，都应当向国家上缴利润，利润的比例应当视不同的情况，在50%—90%之间；逐步将国有企业资产社会化，从市场上获得售出资产的收入，用来补充社会保障基金。
推进国有资产民主监管。国有资产管理，即国有工商企业资产管理，包括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应当划归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直接管理。国资委，包括金融资产管理委员会，归人大管理，国有工商和金融企业的董事长由人大任命。财政和有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除了向人大进行国有资产预算和国有经济财务报告外，一个重要的制度设计是，由第三方审计国有工商金融企业的成本。这实际是国有资产管理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国有经济领导年薪、职工工资、成本核算、价格调整等事项进行人大内，或者人大组织社会听证。凡是国有企业的经济信息，包括年薪、工资、年金、成本、重大投资、盈利和亏损等等，除了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一律通过政府公告、政府网站栏目公开，任何公民都有权查阅信息。
六、资源和环境约束怎么应对
要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实现每个人的梦想，资源环境之压力可想而知。中国达到发达国家发展水平时的资源和环境消耗趋势，即使按照工业化国家中的低资源环境消耗水平，中国在未来的30年中，将消耗全球50%左右的石油、天然气、钢铁等资源，形成全球50%甚至更多的碳排放。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们在发展及生活方式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方面，应当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呢？
中国现在13.3亿到未来15.5亿这样规模巨大的人口，目前看来，在发达国家示范的效应下，与发达国家消费模式攀比，消费早熟，正在向着高消费转变。然而，我们这样一个人均国土和各种资源相对较少的国家，能支撑一个美国似的，居住花园泳池别墅、出行轿车、一次性消费、肉食为主、包装过度等这样的高消费模式吗？
中国目前许多资源和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比其他国家低一半，甚至更多，许多有限的资源也是免费和低价使用的。因为大多数人的理由是，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居民的收入水平很低，消费不起高价格和高税收的资源和环境产品，因此，电、淡水、粮食、燃气等居民必需品，包括石油、频道、空间这样的资源环境产品，价格要低，并且要进行控制，不征税，或者象征性地征较低的税。排污这样的行为，付费很低，甚至很多方面的排放不付费。但是，反过来一想，中国资源环境要比世界的许多国家稀缺得多，民为自己争利，是争取自己这一代人的眼前利益，还是要考虑自己子孙世代的利益？党和国家为民着想，执政为民，是为这一代民的眼前利益着想，也是为整个民族世世代代人的可持续利益着想。
人们觉得，在资源和环境领域，公共利益越多越好，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公共的无人负责的造林成活率很低，公共的荒山和沙漠没有人去治理，企业和家庭对公共环境排更多的污水、废气、粉尘、垃圾。如果不将沙漠和荒山长久（如100年以上）地出让给投资者，如果草原和森林等没有产权人，其产权界线没有清晰地划分，如果不规定法人和个人排放权，并且同时规定相邻者的不受污染权和索赔权，那么，会有更多的人去种树和绿化祖国吗？一个所有者及其边界不清的森林和草原，难道不会发生每个人为了自己更多的利益，去过度采伐（甚至盗伐）森林和使用草原，使其荒芜和沙化吗？如果不限定排放权和规定被污染人的索赔权，那么，我们这个家园难道不会变成污染和垃圾的国度？
到底是重点推进城市化节约资源，缓解生态，有利于污染的治理，还是重点发展农村可以节约土地，保护生态，减轻污染？到底是仅仅在工业内部调整技术、工艺、产品等结构，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还是重点从大的一、二、三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有利于节约资源和控制污染？到底是发展大企业、大项目，利用资本推动经济增长，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污染，还是促进小企业的发展，充分利用劳动力推动经济增长，能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及污染？在理论上，并没有被大部分人认清，在实践上，更是有所扭曲。如果我们将精力主要放在投入和建设农村方面，而忽视城市化的推进；如果我们只是注重工业的发展，特别只是注重重化工业的发展，而忽视服务业的发展；如果我们只是重视资本密集型的大企业和大项目的发展，而忽视能吸收劳动力就业的小企业的发展，那么，从生成机理上看，我们本身运转的就是一个资源高消耗、高排放，生态和环境压力大和污染难以治理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30年来我们形成了一定的技术体系，特别是我们也从发达国家引进、消化和再创新了汽车、照明、发电、采暖、制冷、电视、信息等一系列的技术。但是，这些技术中相当大部分，是大规模生产的技术，是传统资源供给和欧美资源环境条件下的技术。就是欧美，现在也在反思这些传统技术的利弊，也在资源环境领域推进技术的进步。但是，我们的一些技术部门、工业部门、持有传统技术的大企业，总觉得新技术不可靠，不成熟；有些传统技术无法超越，新成本太高，市场难以接受。有些技术是新技术，不知道哪个部门来协调；对一项技术的应用、推广、普及和产业化，涉及多个部门，协调起来难度很大，政策很难协同和统一。结果，对于合理利用和保护资源环境新技术的应用，技术前景似乎光明，但是产业化起来这也难，那也难，无路可走；中央和国务院急，有关部门似乎不急；民营企业有积极性，但是体制障碍很大，国有企业有体制优势，但积极性不高；未来形势相当严峻，眼前似乎并无大忧。结果是，传统技术体系的观念、体制、政策等惯性，使新技术的创新应用和产业化有时寸步难行。然而，如果我们在资源环境新技术研发和应用方面比资源环境条件比我们还好的发达国家还慢，我们未来还有路可走吗？
因而，中国在资源和环境领域，需要更积极地研发和应用新技术，需要更大力度地调整城乡、产业和企业规模结构，需要更加清晰的产权制度，按照稀缺程度，需要更高的价格，为了控制污染和浪费，需要更高的税收，为了我们子孙万代，需要在高价格和高税收下逼迫我们形成与资源和环境约束相适应的生活消费方式。因为我们这样多的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狭小和拥挤的家园里，在资源和环境领域，我们现在没有条件，未来也没有余地讨价还价。否则，如果还是消耗资源环境的传统生产和生活技术，如果人口还是分散居住而没有聚集优势条件，如果公共资源和环境界限不清，都无限制地去享受和消耗，如果资源和环境使用的价格过低，税收也是象征性的，那么，从长远来看，等待我们的只能是民族集体走向资源环境灾难的陷阱。我们怎样自己拯救自己，怎样拯救我们的民族不陷于危难之中，怎样拯救我们的子孙和未来？也即面对13.3亿到15.5亿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财富的日益增加，而资源和环境约束又是非常之紧张，未来我们走什么样的发展和生活道路，我们怎么办，不能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思考的头等重大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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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国企改革。学界对国企改革看法很多，如国进民退，国有企业垄断，造成分配不合理等等。那么，下一步怎么深化改革呢？
资本继续社会化。我们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总体方向不应当是将国有资产变成家族私人资本，也不应当是国有资产做大做强，而是要进一步社会化，变成社会资本。国有资产继续社会化的意义在于：
（1）国有经济从竞争性的领域中退出。（2）继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将大部分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等领导，逐步由过去的组织部门代替市场选择，改革为交由市场选择为主。社会化的公司，就是公众公司，企业领导的业绩和其他方面，都应当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行政监管、出资人监管和资产运营分开。需要改革的是，进一步清理在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明显和隐性具有的行政权力；取消对国有企业在体制和政策等方面的特殊关怀，国企、民企和外企，都应当公平对待；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平等对待。国有资产出资人的重要职责之一是，以出资人的身份派出董事长、财务总监和监事会主席等。这里需要处理党管干部与出资人部门管干部，以及党及出资人管干部与市场选择干部的关系。国有资产管理方面，需要进一步将出资人国有资产行政管理与国有资产经营分离。第二个层次是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它的具体形式主要是国有控股公司。
有学者提出，国有金融资产也应当统一由国家管理。金融国资委应由国务院设立，和国资委一样，作为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成立金融国资委，委员会可以统筹考虑国有金融资产的布局和规划，提高国有金融资产的运营效率；可以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能够兼顾市场公平与公正；委员会办公室通过授权经营，使所有权与经营权、监管职能与出资人职能分离。金融控股公司代表国家履行国有金融的资产所有权。
对于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我认为，也应当严格管理起来。一是在财政部建立台账制度，摸清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总量，具体按照管理范围，对于全国行政事业国有总资产、中央直属行政事业总资产和各省行政事业国有总资产，根据增减、折旧报废等情况，建立统计和台账制度；二是对党务行政，纯拨款的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事业单位，分门别类进行管理；三是对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的分配标准、资产使用、资产处置、资产收益等等，都要纳入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的范围；四是与国有工商企业资产、国有金融企业资产一样，也应当向人大进行报告，报告的内容是，行政事业资产投资、使用、效率、处置等情况，使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的投资和使用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
国有资产预算及收益分配改革。国有工商和金融等企业建立国有资产预算，以及资产、负债等核算系统，要建立向政府和人大的财务报告制度；所有的国有工商和金融企业，都应当向国家上缴利润，利润的比例应当视不同的情况，在50%—90%之间；逐步将国有企业资产社会化，从市场上获得售出资产的收入，用来补充社会保障基金。
推进国有资产民主监管。国有资产管理，即国有工商企业资产管理，包括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应当划归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直接管理。国资委，包括金融资产管理委员会，归人大管理，国有工商和金融企业的董事长由人大任命。财政和有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除了向人大进行国有资产预算和国有经济财务报告外，一个重要的制度设计是，由第三方审计国有工商金融企业的成本。这实际是国有资产管理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国有经济领导年薪、职工工资、成本核算、价格调整等事项进行人大内，或者人大组织社会听证。凡是国有企业的经济信息，包括年薪、工资、年金、成本、重大投资、盈利和亏损等等，除了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一律通过政府公告、政府网站栏目公开，任何公民都有权查阅信息。
六、资源和环境约束怎么应对
要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实现每个人的梦想，资源环境之压力可想而知。中国达到发达国家发展水平时的资源和环境消耗趋势，即使按照工业化国家中的低资源环境消耗水平，中国在未来的30年中，将消耗全球50%左右的石油、天然气、钢铁等资源，形成全球50%甚至更多的碳排放。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们在发展及生活方式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方面，应当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呢？
中国现在13.3亿到未来15.5亿这样规模巨大的人口，目前看来，在发达国家示范的效应下，与发达国家消费模式攀比，消费早熟，正在向着高消费转变。然而，我们这样一个人均国土和各种资源相对较少的国家，能支撑一个美国似的，居住花园泳池别墅、出行轿车、一次性消费、肉食为主、包装过度等这样的高消费模式吗？
中国目前许多资源和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比其他国家低一半，甚至更多，许多有限的资源也是免费和低价使用的。因为大多数人的理由是，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居民的收入水平很低，消费不起高价格和高税收的资源和环境产品，因此，电、淡水、粮食、燃气等居民必需品，包括石油、频道、空间这样的资源环境产品，价格要低，并且要进行控制，不征税，或者象征性地征较低的税。排污这样的行为，付费很低，甚至很多方面的排放不付费。但是，反过来一想，中国资源环境要比世界的许多国家稀缺得多，民为自己争利，是争取自己这一代人的眼前利益，还是要考虑自己子孙世代的利益？党和国家为民着想，执政为民，是为这一代民的眼前利益着想，也是为整个民族世世代代人的可持续利益着想。
人们觉得，在资源和环境领域，公共利益越多越好，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公共的无人负责的造林成活率很低，公共的荒山和沙漠没有人去治理，企业和家庭对公共环境排更多的污水、废气、粉尘、垃圾。如果不将沙漠和荒山长久（如100年以上）地出让给投资者，如果草原和森林等没有产权人，其产权界线没有清晰地划分，如果不规定法人和个人排放权，并且同时规定相邻者的不受污染权和索赔权，那么，会有更多的人去种树和绿化祖国吗？一个所有者及其边界不清的森林和草原，难道不会发生每个人为了自己更多的利益，去过度采伐（甚至盗伐）森林和使用草原，使其荒芜和沙化吗？如果不限定排放权和规定被污染人的索赔权，那么，我们这个家园难道不会变成污染和垃圾的国度？
到底是重点推进城市化节约资源，缓解生态，有利于污染的治理，还是重点发展农村可以节约土地，保护生态，减轻污染？到底是仅仅在工业内部调整技术、工艺、产品等结构，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还是重点从大的一、二、三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有利于节约资源和控制污染？到底是发展大企业、大项目，利用资本推动经济增长，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污染，还是促进小企业的发展，充分利用劳动力推动经济增长，能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及污染？在理论上，并没有被大部分人认清，在实践上，更是有所扭曲。如果我们将精力主要放在投入和建设农村方面，而忽视城市化的推进；如果我们只是注重工业的发展，特别只是注重重化工业的发展，而忽视服务业的发展；如果我们只是重视资本密集型的大企业和大项目的发展，而忽视能吸收劳动力就业的小企业的发展，那么，从生成机理上看，我们本身运转的就是一个资源高消耗、高排放，生态和环境压力大和污染难以治理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30年来我们形成了一定的技术体系，特别是我们也从发达国家引进、消化和再创新了汽车、照明、发电、采暖、制冷、电视、信息等一系列的技术。但是，这些技术中相当大部分，是大规模生产的技术，是传统资源供给和欧美资源环境条件下的技术。就是欧美，现在也在反思这些传统技术的利弊，也在资源环境领域推进技术的进步。但是，我们的一些技术部门、工业部门、持有传统技术的大企业，总觉得新技术不可靠，不成熟；有些传统技术无法超越，新成本太高，市场难以接受。有些技术是新技术，不知道哪个部门来协调；对一项技术的应用、推广、普及和产业化，涉及多个部门，协调起来难度很大，政策很难协同和统一。结果，对于合理利用和保护资源环境新技术的应用，技术前景似乎光明，但是产业化起来这也难，那也难，无路可走；中央和国务院急，有关部门似乎不急；民营企业有积极性，但是体制障碍很大，国有企业有体制优势，但积极性不高；未来形势相当严峻，眼前似乎并无大忧。结果是，传统技术体系的观念、体制、政策等惯性，使新技术的创新应用和产业化有时寸步难行。然而，如果我们在资源环境新技术研发和应用方面比资源环境条件比我们还好的发达国家还慢，我们未来还有路可走吗？
因而，中国在资源和环境领域，需要更积极地研发和应用新技术，需要更大力度地调整城乡、产业和企业规模结构，需要更加清晰的产权制度，按照稀缺程度，需要更高的价格，为了控制污染和浪费，需要更高的税收，为了我们子孙万代，需要在高价格和高税收下逼迫我们形成与资源和环境约束相适应的生活消费方式。因为我们这样多的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狭小和拥挤的家园里，在资源和环境领域，我们现在没有条件，未来也没有余地讨价还价。否则，如果还是消耗资源环境的传统生产和生活技术，如果人口还是分散居住而没有聚集优势条件，如果公共资源和环境界限不清，都无限制地去享受和消耗，如果资源和环境使用的价格过低，税收也是象征性的，那么，从长远来看，等待我们的只能是民族集体走向资源环境灾难的陷阱。我们怎样自己拯救自己，怎样拯救我们的民族不陷于危难之中，怎样拯救我们的子孙和未来？也即面对13.3亿到15.5亿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财富的日益增加，而资源和环境约束又是非常之紧张，未来我们走什么样的发展和生活道路，我们怎么办，不能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思考的头等重大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