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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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一再提起的分封制就是建立在宗法制的基础之上，周朝初建，为了牢固控制东方的大片国土，周公建议武王采取“分封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把土地和居民封给宗亲和功臣，让他们在封地内建立自己的诸侯国。诸侯依据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也有一说是子爵和男爵是平级的，只是子爵是用来封给蛮夷国家，而男爵是分封给中原正统国家），五级之下还有第六级叫“附庸”，附庸不列入诸侯。比如，殷商后人封在宋国，为公爵；功臣吕尚封在齐国，是侯爵；周公本人被封鲁国，也是侯爵，由于周公要辅佐王室，于是其子伯禽代为赴任；楚国则是子爵国家；有记载的男爵国家只有许国。附庸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秦国了，不过到了东周时期它已经晋为伯爵了。诸侯有权管理封地的居民，有权将自己的封地进一步分封，叫他们做诸侯的卿大夫。诸侯必须服从天子命令，定期朝贡，随时准备率领自己的军队接受天子的调遣，而且再分封时，必须以天子的名义“授土”。如此一来打破了夏商时期的邦国林立的状态，诸侯拱卫王室如众星捧月，加强了天子对地方的控制，确立了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通过分封，周人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疆域得到拓展，文化得以覆盖整个黄河中下流域，也正因此，周文化具有惊人的稳定性和延展性。另外分封制还产生了一个重大影响，被分封的诸侯及卿大夫纷纷以地名为氏，从此中国人的姓氏遍地开花，裂变衍生出多达2400余个姓氏。
周朝的土地改革基础是井田制，就是贵族阶层把耕地划分为多块方田，周围有边界，中间有水沟，纵横阡陌，形似“井”字。一井分九块，四周的八块为“私田”，收成归耕者所有，中间的为“公田”，由八户耕者共同耕种，收成归贵族所有。
八对一，听起来似乎很美，但这种乌托邦式的制度怎么可能得到实施，事实上统治阶层把其中最好的留给自己，叫“公田”，而且把面积划的都很大，故也叫“大田”，驱使奴隶耕种。把城市郊区的土地分给普通劳动者耕种，这部分人住在城郭里，因为彼时“郭”通“国”，这些人就被称作“国人”，他们不用负担租税，但需要负担兵役及军赋，比如缴纳小罐米和稻草作为军费，战时服兵役，需要自己准备武器、军备、粮草。国人有当兵和受教育的权利，算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然而，战争年代，狼烟四起，国人被征调几乎是家常便饭，打了胜仗，所得土地和财富归贵族阶层，打了败仗，国人就有沦为奴隶的可能。而更偏远的的贫瘠土地则分给“野人”，因为他们不能居住在城市，只能居住在野外，野人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只能给贵族种公田，服杂役，每年要先在贵族的大田上劳作，然后才被准许耕种自己那仅能维持最低生活的贫瘠土地。
井田制明文规定了一切土地归属国家所有，天子是最高统治者，也是土地的拥有者，他有权分封和收回土地，所封贵族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另外受封者要向天子承担义务。所以说井田制所谓的土地国有化其实是私有制，事实上依然是一种森严等级的体现。
除了宗法制和礼乐制外，周王室还与异姓诸侯广泛联姻，对异姓诸侯形成婚姻的羁縻。加上王室拥有者绝对的军事优势，武力相当可观。诸侯需要定期不定期的觐见，天子还常常出巡各国，凭借绝对地位调解及仲裁其他诸侯国。《孟子》有载：“诸侯朝天子曰述职，一不朝则贬其爵，二不朝则消其地，三不朝六师移之。”
《周礼春官大伯宗》这样解释朝见天子，“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另外大周称呼君主为“天子”，宣扬的“天命归周”，俨然以上天的代言人自称。
周公就这样以其大智慧用宗法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合为一体，把政治和伦理合为一体，
比如乐制度虽然创造了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但是其人为的将社会关系和交往方式固定化，将抒发情感的音乐模式化，这样是不符合人性的，违反了自然发展规律。比如丧礼，在周朝礼仪著作中有《丧服》、《士虞礼》、《士丧礼》、《即夕礼》四篇专门讲述丧礼的流程，其驳杂繁复简直骇人听闻。最终这些僵化生硬的制度被抛弃，也就是“礼崩乐坏”，但是其强大的惯性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后世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
比如随着时间推移，诸侯与天子之间的关系渐渐淡化，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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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一再提起的分封制就是建立在宗法制的基础之上，周朝初建，为了牢固控制东方的大片国土，周公建议武王采取“分封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把土地和居民封给宗亲和功臣，让他们在封地内建立自己的诸侯国。诸侯依据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也有一说是子爵和男爵是平级的，只是子爵是用来封给蛮夷国家，而男爵是分封给中原正统国家），五级之下还有第六级叫“附庸”，附庸不列入诸侯。比如，殷商后人封在宋国，为公爵；功臣吕尚封在齐国，是侯爵；周公本人被封鲁国，也是侯爵，由于周公要辅佐王室，于是其子伯禽代为赴任；楚国则是子爵国家；有记载的男爵国家只有许国。附庸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秦国了，不过到了东周时期它已经晋为伯爵了。诸侯有权管理封地的居民，有权将自己的封地进一步分封，叫他们做诸侯的卿大夫。诸侯必须服从天子命令，定期朝贡，随时准备率领自己的军队接受天子的调遣，而且再分封时，必须以天子的名义“授土”。如此一来打破了夏商时期的邦国林立的状态，诸侯拱卫王室如众星捧月，加强了天子对地方的控制，确立了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通过分封，周人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疆域得到拓展，文化得以覆盖整个黄河中下流域，也正因此，周文化具有惊人的稳定性和延展性。另外分封制还产生了一个重大影响，被分封的诸侯及卿大夫纷纷以地名为氏，从此中国人的姓氏遍地开花，裂变衍生出多达2400余个姓氏。
周朝的土地改革基础是井田制，就是贵族阶层把耕地划分为多块方田，周围有边界，中间有水沟，纵横阡陌，形似“井”字。一井分九块，四周的八块为“私田”，收成归耕者所有，中间的为“公田”，由八户耕者共同耕种，收成归贵族所有。
八对一，听起来似乎很美，但这种乌托邦式的制度怎么可能得到实施，事实上统治阶层把其中最好的留给自己，叫“公田”，而且把面积划的都很大，故也叫“大田”，驱使奴隶耕种。把城市郊区的土地分给普通劳动者耕种，这部分人住在城郭里，因为彼时“郭”通“国”，这些人就被称作“国人”，他们不用负担租税，但需要负担兵役及军赋，比如缴纳小罐米和稻草作为军费，战时服兵役，需要自己准备武器、军备、粮草。国人有当兵和受教育的权利，算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然而，战争年代，狼烟四起，国人被征调几乎是家常便饭，打了胜仗，所得土地和财富归贵族阶层，打了败仗，国人就有沦为奴隶的可能。而更偏远的的贫瘠土地则分给“野人”，因为他们不能居住在城市，只能居住在野外，野人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只能给贵族种公田，服杂役，每年要先在贵族的大田上劳作，然后才被准许耕种自己那仅能维持最低生活的贫瘠土地。
井田制明文规定了一切土地归属国家所有，天子是最高统治者，也是土地的拥有者，他有权分封和收回土地，所封贵族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另外受封者要向天子承担义务。所以说井田制所谓的土地国有化其实是私有制，事实上依然是一种森严等级的体现。
除了宗法制和礼乐制外，周王室还与异姓诸侯广泛联姻，对异姓诸侯形成婚姻的羁縻。加上王室拥有者绝对的军事优势，武力相当可观。诸侯需要定期不定期的觐见，天子还常常出巡各国，凭借绝对地位调解及仲裁其他诸侯国。《孟子》有载：“诸侯朝天子曰述职，一不朝则贬其爵，二不朝则消其地，三不朝六师移之。”
《周礼春官大伯宗》这样解释朝见天子，“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另外大周称呼君主为“天子”，宣扬的“天命归周”，俨然以上天的代言人自称。
周公就这样以其大智慧用宗法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合为一体，把政治和伦理合为一体，
比如乐制度虽然创造了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但是其人为的将社会关系和交往方式固定化，将抒发情感的音乐模式化，这样是不符合人性的，违反了自然发展规律。比如丧礼，在周朝礼仪著作中有《丧服》、《士虞礼》、《士丧礼》、《即夕礼》四篇专门讲述丧礼的流程，其驳杂繁复简直骇人听闻。最终这些僵化生硬的制度被抛弃，也就是“礼崩乐坏”，但是其强大的惯性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后世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
比如随着时间推移，诸侯与天子之间的关系渐渐淡化，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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